一、陈先生之家庭背景与求学及教学生活

当代驰誉国际的东方哲学家陈康先生，于本年（1992年2月6 日）逝世于美国佛吉尼亚州寓所，消息传来，国际哲学界为之震悼！陈康先生，一名忠寰，于民国前九年生于江苏之扬州，为江苏宿儒陈含光老先生之哲嗣。先生于民国十八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同年即赴英国伦敦大学进修，翌年转赴德国留学，于柏林大学在哈得曼教授指导下学习希腊哲学。在德国留学十年，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以《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分离问题》论文获得柏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先生在德为研读哲学之需要，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至于纯熟的境界。民国二十九年先生返国，先后在西南联大、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校任教，民国三十七年转赴台湾大学任教授。民国四十七年先生受中国哲学会推选，赴意大利威尼斯参加第十二届国际哲学会议，会后转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翌年，接文米利大学之聘，留美任教，并先后在加利福利亚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长岛大学、德克萨斯大学及南佛罗里达大学任教后年老退休，留居美国佛吉尼亚州寓所，至民国八十一年二月六日逝世，享年九十岁。

　　二、陈先生第一次改造西方哲学

先生以一位东方学生的身份，在哈特曼教授指导下研习希腊哲学，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分析能力，以极精湛的古典文字修养，第一次就看出西方人二千余年来对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一个重要问题的误解，此问题便是“分离的问题”。在西方古代这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专门讨论过，可是二千余年来西方学术界除了希腊哲学史家及古典语文学家之外，很少对之发生兴趣，甚至茫然无所知。然而希腊哲学史家及古典语文学家的解释，却又误解重重，因此对于此问题的详尽确实以及寻求正确的解答，乃是迫切需要的事。先生于是从事此问题的研究，他发现西方学术界有一个传统的错误看法，认为柏拉图主张理念是分离的，而亚里士多德批评柏拉图并反对柏拉图这种主张。今先生发现柏拉图并未作此主张，亚里士多德也未批评过柏拉图这种主张。亚里士多德所批评的有关理念分离的思想，不是柏拉图本人的思想，而是后来柏拉图学派的思想。柏拉图本人的“分离”概念，是以“自足”为主要成分，柏拉图以此为标准而否定了理念的分离，换言之，理念自足便证明理念彼此没有分离。先生进而探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有关“分离问题”区分为十六种及三大类型，三大类型是：存有的类型、定义的类型及思想或认知方面的类型，每一类型都以“自足”为解答问题的标准。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分离的概念与柏拉图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仍然是一位柏拉图学者，而不是如传统见解的主张，以为他在这方面是反对柏拉图的。自先生博士论文撰写完成以后，指导教授哈特曼大为赞赏，对陈先生说：“自你的论文出，所有希腊哲学史都要重写！”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所有希腊哲学史有关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分离“问题的阐述，一律依先生的创见加以纠正，有些哲学词典采用先生有关“分离”一词的意见编入词典中。先生从此蜚声国际哲学界（但在国内知之者少，仅北京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哲学系师生知道先生此项成就）。

　　三、陈康先生第二次改造西方哲学

民国二十九年，先生返国任教西南联大，当时西南联大系由北大、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贺麟先生发起组织“西洋哲学名著编译会”，请求先生选译柏拉图的“谈话”，先生允其所请，并选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德诗篇”。先生选译此篇的用意，认为柏拉图在此篇中所讨论的中心问题，是西方上古及中世纪本题论（先生译为“万有论”的中心问题，了解柏拉图在“巴曼尼德诗篇”中的思想，对西方上古及中世本题论的优点和劣点始了然可见。然而先生发现西方学术界2000余年来，研读柏拉图的“巴曼尼德诗篇”始终困难重重，甚至有人认为“难以卒读”。其原因何在？先生以其深邃的洞察力，发现前人遭受困难的原因乃在于未能把握的这篇“谈话”的中心问题之故，这个中心问题是：“相反的相互集合的问题”，全篇“谈话”的中心都是在解答这个问题，把握住这个问题，这篇 “谈话”就可以“卒读”了。先生发现柏拉图在这一篇中，借用“少年苏格拉底”的口吻，把这个中心问题划分为二：一是相反的性质在事物里如何互相集合？二是相反的理念（先生译为‘相 ’）如何互相集合？“少年苏格拉底”用“理念论”来解答这两个问题，解答的方法是：理念先互相集合，然后相反的性质也互相集合。理念的集合从两个理念开始，即“一”和“存有”两个理念。这两个理念互相集合，则一切其他相反的理念就会集合；如果这两个理念分离，则一切其他的理念就会化为乌有。相反的理念愈集愈多，“成为理念的集体”，内容愈丰富，终于成为个别的事物，因此，个别的事物中也包含了相反的性质。这样，相反的性质和理念如何集合的问题便获得了解答了。先生用了近20万字的篇幅，以中文将上述意见撰成一书，书名为《柏拉图巴曼尼德诗篇》，作者署名为：Plato原著，陈康译著。其中注释之文约为译文的九倍，可见先生阐析此篇奥义功力之深厚，以及原篇义理之艰深。这是先生第二度改造西方哲学。此书出版后西方哲学界人士亟欲获得阅读，但原书系中文撰写，阅读困难，因此有部分西方人士为阅读此书而学习中文，但谈何容易！于是纷纷来函要求先生再用西方文字重写此书，或撰写其要义。抗战时期（约为民国33年）英国牛津大学教授Dodds教授访问重庆，拜访先生（时先生已转往中央大学任教），当面向先生提出此项请求。原来先生于中文此书撰写完成后，曾另用德文将此书要义撰写论文一篇，题为"Uber Diaiog Parmenides",由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油印出版（在昆明），但流行不广，外间知者不多。今Dodds教授提出此项要求，先生乃将前所撰写之德文稿送一份给他。此教授将此稿带回英国，另请D.J.Allan教授译成英文，英文题目为"On the Parmenides of Plato",发表于"The Classical Quarterly"（1944）上面，此文系先生有关柏拉图“巴曼尼德诗篇”的译著思想初次和西方人见面。上述英译论文发表后，事为德国波昂大学教授马丁知晓，马丁教授致函陈先生要求寄赠德文原稿一份，时先生已转台湾大学任教。马丁来函情词恳切，先生乃将德文原稿亲自打印一份，寄赠马丁教授。马丁教授接到后大为高兴，复印分发给哲学系学生，并严格规定凡撰写希腊哲学论文的学生，必须先读陈先生的文章，始可避免在撰写论文发生错误。笔者于民国61年再度赴德进修，此次系赴德国波昂大学进修，抵达波昂后发觉波昂大学诸位教授，对待台湾来的人士礼遇有加，笔者颇为不解及后询问一位先行来此进修的台湾学生，蒙告知自从马丁教授接到陈先生寄来的论文后，系中同仁阅读此文深受感动，因此他们留下一个印象，以为从台湾来的人都可以读哲学，盖因台湾有位陈先生云，事实上当时陈先生已转赴美国大学任教多年矣。先生在德国声誉之隆，不仅在波昂大学为然，在其他大学也复如此。若干年前有一位中国学生赴德国佛莱堡大学进修，抵达后那里的教授殷殷垂询这位中国同学是否认识陈忠寰教授，并有关陈教授之近况，言下深表景仰之忱。笔者常思，陈先生一人之成就，竟能提升国家之形象，我们出国留学之中国学生，岂可不发奋图强，为国家民族争取荣誉！

　　先生于撰写《柏拉图巴曼尼德诗篇》第二度改造西方哲学之后，转而全力从事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这时他采取一种“发生学的方法”，（genetical method）解决许多亚氏哲学中的困难问题。所谓“发生学的方法”是指从一个概念或一种思想的起源和发展过程，探讨其中的含义。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两个术语Energeia 和 Entelecheia的异同，是自古以来西方的亚里士多德学者欲求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西方学者只从意义方面探求这两个术语的差异，结果得到三种互相冲突的解释：一是认为Energeia 表示“动”，而Entelecheia表示“静”；另一解释则以为：Entelecheia表示“动”，而Energeia表示“静”，二者互相冲突。今经陈先生用发生学的方法分析结果，指出两个术语各有“动”的意义和“静”的意义，二者的差异在于滋生方面的差异，Energeia则由“动”的意义发展到 “静”的意义；Entelecheia则由“静”的意义发展到“动”的意义。这个久悬未决的问题便获得解决。民国65年（1976），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巨著出版，书名为：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 (Hidelsheim/New York, 1976)。此书用英文撰写，共827页，集先生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之大成。出版后又震动西方哲学界，德国波昂大学迅即聘先生为波昂大学客座教授，教授希腊哲学。德国大学中客座教授有崇高的地位，不仅有崇高的待遇，且系一荣誉之职位。当时在波昂大学有中国留学生，闻此都产生与有荣焉之感。惟先生因健康欠佳，婉谢波昂大学之好意，未克成行。上述巨著完成后，先生曾自谓此为最后一部著作，拟就此搁笔，不再从事著述，但事实尚不然，他仍然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时他再转而从事柏拉图哲学的研究。民国67年（1976），先生撰写一文题为：On Plato's Charmides 165c4--175d5发表于莫纳什大学之Apeion杂志。此文对于柏拉图在Charmides篇中有关“品德”的定义问题有极深的分析，使人读后觉得先生分析之精详尤甚于柏拉图。此后十余年，先生潜心研究柏拉图哲学，直至逝世前不久，又完成一巨著：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ldeas （Stuttgart， 1992），此书根据柏拉图各篇原典，阐析柏拉图关于获得理念知识之思想，发前人之所未发。此书于先生逝世后数月始行问世。以上所举系先生晚年著述，对于解决亚里士多德及柏拉图哲学中的难题，作前人所未有的贡献，是为先生的晚年成就。

　　七、当年离开台湾大学是件憾事

　　先生于民国37年来到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民国47年他被推选为中国哲学会的代表，前往意大利威尼斯参加第12届国际哲学会议，会后转往美国入普林斯大学从事研究。行前在台湾大学办好请假一年的手续。民国48年（1959）在美国研究期满，正准备束装返国之际，忽接到师母从台北寄来紧急通知，谓台大未发下聘书，嘱不要返国等语。先生接获通知颇感意外，只得取消返国之行，订好的机票也退回，并停留在美国任教。当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从事研究之际，由于他在西方哲学界声誉之隆，多数大学负责人前来洽谈，拟延揽先生前往任教，但先生都以此次出国系请假出来，有义务返回台大任教，故均加以挽拒。及至获悉台大未发下聘书，始决定居留美国，接受Emory大学的聘书，留美执教。当先生决定留美执教后，去函台大钱思亮校长，质问何以按规定办理请假手续，竟遭停发聘书之事？钱校长接信后大为不解，因为台大根本没有停发聘书之事，因此误以为先生以未接到聘书为借口，而不愿返国服务。于是在先生来信上批示：既不愿返国服务，就追回聘书！事后人事室查明聘书系为文学院扣留，于是便向文学院追回聘书。台湾大学素以崇尚西方学术著称，今竟不能容纳一个对西方哲学有重大贡献的哲学家，是件憾事！先生虽未能返回台大任教，但对台大哲学系有深厚的感情和期望。当他的大著Sophia The Science Aristotle Sought出版后，他随即寄回一部赠送台大哲学系图书室，时为民国65年（1976）；逾两年，他的论文On Plato's Charmides 165c4——175d5在澳洲莫纳什大学Apeiron杂志发表，他又将抽印本一份寄赠台大哲学系，在抽印本首页上则先生附书数言以表对台大哲学系之期望说：“哲学研究苟能种植于中国，唯斯系是赖，余怀厚望焉”。由此可见先生对台大哲学系期望之殷，也表现先生之爱国热忱。又先生最后一部著作Acquiring Knowledge of the Ideas于先生逝世后始行出版，遗言寄台大哲学系图书馆一册，此书由其家属寄回台湾，已由笔者转交台大哲学系图书馆收存矣。

　　八、一代哲人精神永存

先生研究希腊哲学，进而改造西方哲学，这种改造是划时代的，有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出，改造了西方的形而上学一样。先生这种贡献，在西方哲学史上将记下一笔。今日西方哲学界流行“诠释学”，事实上陈先生是真正的诠释学者。先生所创立的方法学，不仅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发生深远的影响，乃至对东方哲学的研究，也开启了新的门径。我们势须遵循先生所开启的道路，诠释东方哲学，使东方哲学的奥义能显现于世界之上。

　　先生在美执教垂三十年，在他案前立下两句座右铭：“Work diligenly day while alive eternally after death”（生则日勤，死则永息），这两句座右铭表现先生的积极的乐观的人生观，有如宋儒张横渠所说：在吾顺事，没吾宁也）的儒者人生观一样，十分值得我们效法。

　　先生虽一生研究西方哲学，但行谊却充分表现中国文化精神。先生一生尽孝，三度整理其先君遗著诗文出版，并亲撰序文，出版后分寄亚洲各大学及公私立图书馆珍藏。先生之尊君含光老先生工骈体文，先生晚年亦学骈体文以纪念其先父。中国文化大学大忠馆顶楼曾专辟一层作为大陆来台人士安放先人牌位之用，先生曾函托笔者与文大当局接洽觅牌位，作为安放其先严先慈灵位之用，嗣因文化当局未继续经营此项安放牌位之事，乃作罢。先生逝世，遗言将其遗体运回台湾安葬于其父之墓旁。凡此种种，均表现先生深具中国文化之孝道精神，令人景仰！

　　先生逝世，先生之德业与精神将永存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