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斯特劳森在《个体》中提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学与修正性形而上学的区分对20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基于斯特劳森的这个区分，我们可以从范畴之是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这一角度去解析亚里士多德。在相当程度上，亚里士多德对范畴之是的研究是描述性形而上学，而他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宄则是修正性形而上学。然而，以主谓关系为核心 概念结构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只是相对于印欧语系而言的，不是普遍的。我们 应该发展一门以中文思维结构为对象的描述性形而上学，这样的研究必定可以使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做出特有的贡献。
关键词：斯特劳森；描述性形而上学与修正性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语言研宄
我虽然很早就阅读斯特劳森的著作，但跟他本人讨教哲学却是从1994年开始的。当时我在牛津工作，与尼克·巴宁一起编著一部西方哲学辞典。斯特劳森作为中英暑期学院的名誉院长出任该辞典的顾问。这一关系使我常常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打扰”他。每次的谈话都是以辞条的内容开始，然后展开到我自己感兴趣的而又跟斯特劳森自己的著作相关的哲学问题。每次我去找他，总是准备一大堆在翻阅不少材料后仍得不到答案的问题。当然斯特劳森并不总是能给我一份明确的答案，可他却总能举重若轻地分析问题的各个方面，追述相关的各种概念和命题，并详尽评论有关论者的观点。他在解释过程中体现出的深邃洞察力和广袤智慧，总给我一种不常能感受到的思想冲击力。颜回赞叹孔夫子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求教于斯特劳森使我确实领悟到了颜回的感受。
我们的辞典[①]在国内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在国外则由牛津的布莱克威尔出版公司出版了纯英文本。它也包含着斯特劳森这位名副其实的顾问的诸多心血和智慧。斯特劳森是20世纪最严谨的逻辑学家之一，可在生活中他是和蔼可亲的长者，而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面英国绅士。有一次在尼克家一同就餐，斯特劳森在畅饮了几杯五粮液之后，豪情勃发，用拉丁文背诵了一大段维吉尔的诗，又用法文高歌一曲，惊倒四座。他也乐于助人，对后学总是给予鼓励和支持。江怡兄己在他的文章中提及斯特劳森对中国的哲学事业的热情，我自己也蒙受他颇多提携。1997年，我想去美国找一份永久性的希腊哲学的教职。从来不肯用电脑写作的斯特劳森为我手书了不少封推荐信。后来我获得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的教职时，他又专门写来热情的贺信。今年6月，我将去牛津开会，本来计划着一定去拜望他，不曾想他却于此时驾鹤西去，让我痛惜不己，无限怅然。
第一次阅读斯特劳森的名著《个体》时，印象最深的是他在导言中所做出的“描述性形而上学（DescrjptiveMetaPhysics) ”与“修正性形而上学（RevisionaiyMetaPhysics) ”之区分。描述性形而上学揭示并阐明我们思考世界的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的特征；而修正性形而上学则认为现实世界与我们在日常语言中的世界图画有异；要把握真正的现实结构，必须拋开或改变我们的日常思维。对形而上学的这两种区分的有效性一直是有争议的，但不会有人否定该区分对20世纪后半叶分析哲学走向的影响。当时形而上学饱受逻辑实证主义的“拒斥”，在分析哲学中毫无地位。可斯特劳森却说明描述性形而上学不但是无需拒斥的，而恰恰是分析哲学所必需的。因为逻辑分析不应该只是说明概念使用的充分的及必要的条件，而且也必须揭示我们世界的概念构架的一般特征。可是这后一任务必须要引入实在世界的问题。语言概念构架的最基本的单位是主谓项关系，可无论是语言哲学还是逻辑都说明不了主谓结构自身的种种差别。主项与谓项的差别相应于形而上学中的特殊与普遍的差别。当我们在一个陈述中引进主项时，我们便确立了一个经验实在。 于是外在世界不再是所谓的“伪问题”了，形而上学在分析哲学中恢复了尊严。
对于我自己的兴趣而言，最关心的是斯特劳森对亚里士多德在这二者划分中的定位：他把亚里士多德放在伟大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家的序列中。初看起来，这毫无问题。亚里士多德通过对主谓项关系的考察得出世界上事物的分类及其关系；而这正是斯特劳森描述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出发点。可是，亚里士多德又有一个“不动的动者”的学说，它明显地属于修正性形而上学。所以我当时便有一个疑问，觉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不只是描述性的，并由此对斯特劳森所划分的两种形而上学的关系也发生了困惑。
亚里士多德把on(“being”，“是”或“存在”）分作四类：偶性之是，真假之是，范畴之是及潜能与现实之是。他对前两类“是”只作了简单的处理，而把形而上学的研宄中心放在后两类“是”上。那么这后两类“是”宄竟有什么差别呢？亚里士多德学者基本上不予重视，总是认为对“范畴之是”的研究包容了“潜能现实之是”。可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对它们的研宄是不同的课题，而且他特意不把潜能现实放在范畴表上。我在研宄中逐步发现，这两类“是”的区分其实对我们理解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范畴之是”是建立在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上的，是反映在主谓关系概念构架中的现实世界的结构。对它的研宄构成亚里士多德的范畴论、本质论、定义论等。 与此相对照，“潜能现实之是”与以主谓关系为核心的语言结构无关，而是对动态现实的把握。对它的研究构成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论、原因论、目的论及不动的动者论。这两 种“是”的区别贯穿在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每一层次中。他其实有两种关于ousia(“本 体”，“实体”）的理论：一是把ousia看作“范畴之是”，另一是把它看作“潜能现实之是”。他也有两种形式质料论。按照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无关；而按照另一种理论,形式质料与潜能现实密不可分。以上这些观点我先是以一个纲要形式以“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七，八，九卷中两种形式质料观”为题发表于1997年的《牛津古代哲学研究》上，后来又扩展成一部题为〈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是”的结构》（2003) 的专著。
当我初步理清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思路时，我忽然意识到，能从“范畴之是” 与“潜能现实之是”的区分这一角度去解析亚里士多德，根源之一正是斯特劳森的“描述性形而上学”与“修正性形而上学”的区分。在相当程度上，亚里士多德对“范畴之是”的研究是描述性形而上学，而他对“潜能现实之是”的研宄则是“修正性形而上学”。这就是说，第一次读《个体》时对斯特劳森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性质定位的疑问，一直萦绕在脑际，不知不觉中在驱使自己寻找一个满意的答案，虽然这个答案表明斯特劳森对亚里士多德的定性是片面的。在一次谈话中，我向斯特劳森介绍了自己的观 点。他很感兴趣，就亚里士多德的范畴概念及《范畴篇》与《形而上学》第七卷的关系提出了许多细致的问题。至于亚里士多德亦是一个修正性形而上学家的问题，他则笑笑不予作答（他把康德看作是另一个描述性形而上学家，我也问过他康德的“自在之物” 如何能是描述性的，他也笑笑不予作答）。我没有进一步追问，因为没有必要。斯特劳森是哲学家，他自己认定他的事业始于亚里士多德，并力图将这一事业推进一步。至于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否全面，这不是他所感兴趣的问题。同样，我的兴趣亦不是去与斯特劳森争论有关他对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我只是要满怀感激地告诉他，他的工作是如何启发了我在亚里士多德研究中找到了新的视角。
当然，这不是说我对描述性形而上学与修正性形而上学的关系问题不再困惑了，恰恰相反，在以后的研宄中，这一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并启发了我对中西比较哲学中的 “是”的问题的研究。
1996年，受汪子嵩老师的鼓励，我写了一篇中文文章《亚里士多德论on》。汪公在主持编写《希腊哲学史》多卷本时一直对“on”（being)的中译及该问题对我们理解西方哲学的意义进行不懈的探索。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他的努力，20世纪90年代中国哲学界引发了有关“being’问题的大讨论的文章（原来只是写给汪公自己看的一封长信，可汪公却亲自将之誊写到格子纸上送给《哲学研宄》！）。在这篇文章中，我的一个观点是，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on”、“ ti esi”、“ ousia”、“ to ti en einai”构成一个核心框 架。“on ”(being)是回答tiesti( “是什么”）的结果；“ousia”是第一意义上的“ on”,而“ to ti en einai”又是第一意义上的“ ousia’。而这些概念都是与“on”在字根上是相联的。可我们一方面争论“on”应该译为“是”、“存在”或“有”，另一方面却把ousia译为“实体”或“本体”，把“ to ti en einai”译作“本质”，把“ ontology’（关于“on”的理论）译作“本体论”，这就把整个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翻译得支离破碎。所以， 如何翻译“on”不光是这一概念的问题，而且必须顾及对它的译法与其它与之在字根上、哲学含义上都紧密相联的概念的译法。如果一种翻译不能体现这种联系，则不能说是理想的翻译。
在那篇文章中，我没有牵涉到斯特劳森，可“being”的翻译问题与他哲学的关系己经是呼之欲出了。对“being”及其相关概念的分析属于亚里士多德描述性形而上学。可由于中文语法结构问题，使得我们没有办法像其它印欧语言般顺理成章地翻译。如果顾及到其它概念关系的话，那么“是”显然是最理想的翻译，因为它使我们可以把“ousia”译作“本是”，把“to ti eneiai”译作“恒是”。可这样一来，中文语法必须作出改变， “是”就必须当作名词来用。换言之，西方的描述性形而上学翻译到中文中，对于以中文结构思考世界的人们来说，却变成了修正性的形而上学！对“ being”的翻译争论本身就 变成了一个意义重大的哲学问题。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七卷第一章中说：“什么是‘ on’( being）这一问题，过去是，现在始终仍是被提出又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 此论断对于西方哲学以后的发展是谶语成真，可对中国哲学则完全不适用。先秦哲学中没有在古希腊哲学中占中心的“being”问题。而20世纪初系统译介西方哲学以来，中国学者始终在提起又始终为之困扰的并不是“什么是on(being)”的问题，而是“如何翻译“on”(being)这一问题！
这便涉及到形而上学和语言的关系这一根本性的哲学主题。照斯特劳森的说法，描述性形而上学所研究的最基本的概念构架不是历史性的，而是所有人类思考世界不可或缺的核心模式，是不同语言的共同项，故描述性形而上学是普遍的。可是，中国先秦哲学中缺乏“being”的问题是与先秦古汉语中“是”不是主谓关系中的系词这一语言现象相应；而现代中国翻译“being”的困难又与汉语中没有分词及不定式有关。这使人感到， 以主谓关系为核心概念结构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其实只是相对于印欧语系而言的。换言之， 斯特劳森的描述性形而上学是相对于他自己的语言结构而言的，而不是普遍的。我把以上这想法写成一篇题为《是的语言：在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哲学之间》的英文文章（载《国际哲学季刊》1999年第4季号）可这也只是提出问题而己，并不能够找到满意的答案。在这以前，梅祖麟（Tsu — Lin Mei)先生在他的论文《主项与谓项：语法导论》 (“Subject and Predicate:A Grmmatical Preliminary”，载PhilosoPhicalReview52 153 — 175 1961)以及20世纪西方最杰出的研宄中国哲学的西方学者格兰姆（AngusGmhan)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也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过相似的问题。
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至少有两种可见的走向。第一种是多多少少接受沃尔夫一萨皮尔学派（Wh〇rf—SaPii)的语言相对论者的基本立场（即“语言结构决定语言使用者的思想与行动”）强调中国哲学对西方形而上学的普遍性的挑战。这很难为西方主流形而上学所接受，可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却有重大影响。李约瑟、格兰姆、安乐哲（Roger Ames) 等杰出汉学家己经把中国哲学的独特特征归结为“联系性思维” （Correlative Thinking）以与西方的因果性理性思维相对立。当然，他们之间对联系性思维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
第二种走向则可以用斯特劳森自己的态度做代表。我把《是的语言》一文的初稿送他审读，然后去找他一起讨论。斯特劳森对这一问题饶有兴味，可他并不认为中文中对 “ being”的争论对他的哲学构成挑战。在他看来，尽管中文的表层文法为忠实翻译“ being”造成困难，但中国人理解西方的思想并无特别困难之处。因而，中文中必定有一个相应于主谓结构的深层结构。我发现，这一态度在英美主流形而上学家中是相当普遍的。
关于这两种走向我们尚不能判定哪一种更有前途，更有哲学意义。或许我们中国学者应该把问题表述得更清晰些，应该发展一门以中文思维结构为对象的描述性形而上学，应该系统地比较古希腊哲学与先秦哲学，挖掘中国对“being”不感兴趣的深层原因，这样的研究必定可以使中国哲学对形而上学做出特有的贡献。在这方面，斯特劳森的著作永远能为我们提供教益。如同我在这篇简朴的回忆文章中所要表明的,正是他的工作才使得我们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文对“on”（being)的翻译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形而上学问题。
最后，我想再次引用下面这段斯特劳森关于哲学性质的至理名言:“形而上学有一个漫长的、显著的历史，因此在描述性形而上学中，己不大可能有新的真理会被发现。但这并不意味着描述性形而上学的任务己经或者能够一劳永逸地完成。它一直在被周而复始地挖掘。即使没有新的真理被发现，也会有旧的真理可以得到重新发现。尽管描述性形而上学的中心主题没有改变，哲学的批评与分析的术语却在不断地变化。永恒的联系， 是用非永恒的术语描述的。这种术语既反映了时代的思想气氛，也体现了哲学家本人的思维风格。任何哲学家，只有当他能够用他自己时代的术语重新思考先驱者的思想时， 才能理解这些先驱者。最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与亚里士多德）的特点正是在于他们比其他人能更多地回报这种重新思考的努力。”这段引文出自《个体》的前言，它的每一句话都值得我们反复咀嚼。斯特劳森告诫我们：第一，研究哲学不是构造什么体系，或者发现新的重大真理。其实，哲学的问题是永恒的，只是它们在每一时代都为当时的哲学家以特有的方式和视角去思考和探索，而有新的阐释和理解。第二，由于哲学的性质在于不断地去发现旧的真理，于是思考哲学问题不能脱离对哲学先驱者的学习。可我们只有用自己时代的语言去思考他们，才能真正理解他们。第三，在阅读哲学先驱者们时， 最伟大的哲学家比其他人更能启发我们的探索，更能帮助我们去重新发现真理。斯特劳森自己在重新发现了许多真理后，现在也己经进入了哲学先驱者的行列。毫无疑问他也是能给我们最丰硕回报的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原文载于《世界哲学》，2006年第4期。
[①]《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辞典》，人民出版社出版，2001年。——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