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中文學界對希臘哲學過渡到教父哲學這段歷史的研究尚處於初始階段。我們需要對這個過渡進行深入的思想史分析。本文希望提供這個分析，涉及希臘哲學在真理問題上所陷入的懷疑主義困境，以及《約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論對真理困境的回應及其在認識論上的突破；進而展示早期教父努力運用恩典概念回應希臘哲學的真理困境時所產生的思想力量。在這個分析中，本文還希望呈現恩典概念的認識論意義及其思想史貢獻。

關鍵詞：希臘哲學、教父哲學、真理困境、恩典、理性

中文學界的西方哲學研究，過去幾十年來，應該說還是相當熱鬧的。無論是主題涉及，著作論文數量，觀點碰撞，乃至人才輩出等等，各個方面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中國學界對於第1和第2世紀希臘羅馬思想狀況的關注卻有點冷淡。這段思想史不被中文學者關注的原因當然很複雜。這裡不打算對此進行詳細追蹤。不過，如何在中文學界補上這段思想史的研究確實是當務之急。在西方思想史語境中，這段思想史涉及古典希臘哲學的終結，其標誌性事件便是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160-210）的《皮羅主義綱要》（Outlines of Pyrrhonism）出版。同時，這個時期也稱為教父哲學的開端，其標誌性事件便是《約翰福音》的出版（約95年）。我認為，這兩個事件所牽涉的思想活動線索是需要展示的。我們需要呈現相關文獻，並對它們進行深入分析和討論，讓這段思想史呈現於中文學界。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對希臘哲學的終結，和教父哲學的發展，呈現一條內在的連續線索，補足中文學界對西方古代思想史的敘說。

壹、希臘哲學何以敗落？

也許，我們可以從這個思想史事實開始：進入西元第1、2世紀，在羅馬帝國境內，希臘哲學家在思想史上的貢獻乏善可陳。我們知道有四個著名斯多亞主義者，其中兩人使用希臘文，兩人使用拉丁文。他們可以分為兩隊。一對是魯夫斯（Gaius Musonius Rufus, ca. 20-101）和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 ca. 4 BC-65 AD）；一對是愛比克泰德（Epictetus, ca. 55-135）和奧勒留（Marcus Aurelius, 121-180）。^[1]這兩對斯多亞主義者的關係有點戲劇性。魯夫斯（希臘人）於尼祿皇帝在位期間（Nero, 54-68）來羅馬教授哲學，得罪了尼祿，被逐出羅馬城而發配流放。但是，尼祿的老師恰好就是羅馬斯多亞主義者塞涅卡。而且，尼祿本人行事為人有很重的塞涅卡思想痕跡。魯夫斯和塞涅卡都是斯多亞主義者。彼此雖然沒有什麼直接的關係，但他們對尼祿的影響正好一正一反。另一對則是有直接師承關係的師徒倆。愛比克泰德原本是希臘奴隸，年輕時愛好讀書，特別喜歡哲學著作，對斯多亞主義思路有特別體會。結果，在他還是奴隸的時候就成了年輕的奧勒留的老師，最終造就了一位斯多亞主義者羅馬皇帝，在政治上對羅馬帝國的治理產生過影響。需要指出的是，這些斯多亞主義者對希臘哲學的真理困境有深刻理解，因而放棄了對真理的執著追求。在思想上，他們強調對自我的理解，特別地，對自己的內在之善的把握，並在此基礎上設計並安排自己的生活，過一種經過深思的節制生活。也就是說，他們關心的是倫理實踐問題。希臘哲學的真理追求在他們的思想和實踐中已經是漸去漸遠了。

從希臘哲學史的角度看，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 160-210）的《皮羅主義綱要》是一部不可忽略的著作。恩披里柯是一名醫生，希臘人。我們關於他的生平所知甚少。極可能的是，他生活在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在2世紀末，他的名字就已經為人所熟知。恩披里柯大概是從他的醫學出發而被哲學所吸引的。除了《皮羅主義綱要》（涉及真理問題），他還從不同角度（如數學、修辭、邏輯等）編寫了多本關於懷疑主義的書籍。在他看來，希臘哲學還能讓人感興趣的不過是一系列關於真理問題的懷疑主義推論。他把希臘哲學文獻中關於真理問題的文字都收集起來，編成了《皮羅主義綱要》，其中包括了幾乎所有哲學家關於真理問題的重要論證，及其否定論證（或懷疑主義論證）。就主體思路而言，該書是要否定任何真理判斷，統稱它們為獨斷論；進而強調指出，這些關於真理的論斷不過是一家之言，並非真理斷言。真理是唯一的。對於任何一件事，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斷言，這些斷言可以都是錯的，但不能都是真的。真命題是唯一的。然而，人們在獨斷中各自都宣稱給出了真理。這些真理宣稱可以都是錯的，但不能是都是真的。判定它們何者為真，懷疑主義認為，我們需要真理標準。但是，我們找不到真理標準。

否定一切真理判斷，等於宣告真理追求的不可能性。我們知道，真理問題是希臘哲學的核心問題和根本動力。如果希臘哲學家們在真理追求上完全失敗而且無路可走，那麼，真理追求這件事也沒有意義了。可以說，《皮羅主義綱要》的出版宣告了希臘哲學的終結。

不過，恩披里柯在編寫這本書時不時流露出他自己對於真理困境的深刻體會。比如，在《綱要》第一卷第12章闡述懷疑主義的基本原則時，恩披里柯談到，懷疑主義者並非對真理問題無知，相反，他們乃是一批對於真理困境有深刻體會的人。他們充分意識到，如果人無法給出真理論斷，卻硬要去追求真理，這就會讓人陷入煩躁不安的狀態，導致生活混亂失序。也就是說，他們並非不愛真理，而是深知真理困境，並企圖為陷入這真理困境的人指明出路。只要懸擱真理判斷而進入一種心靈寧靜的狀態，人就不再受真理問題所困擾。

同時，恩披里柯還注意到另一部分人。他指出，有些懷疑主義者在深知真理困境的同時，還對真理在生存中的作用擁有深刻的體驗和意識。比如，在柏拉圖的分析中，缺乏真理，人就無法知道真正的善，從而善惡不分。於是，人在進行判斷選擇時，就會在善惡混淆的觀念中以惡為善或以善為惡，出現善惡判斷的混亂，從而在自己的生存中以惡為善而求惡。缺乏真理的生存是可悲的生存。恩披里柯認為，這些在思想上更為精緻的懷疑主義者仍然受到真理情結的驅動。他們懸擱真理判斷不是為了心靈寧靜，而是為了擺脫現有「獨斷真理」的束縛，繼續追求真理。

這兩種懷疑主義者的共同點在於他們都懸擱了真理判斷。[2]在恩披里柯的描述中，懸擱真理判斷是真理追求的最後結論。不過，在懸擱判斷中，有人心靈寧靜，有人繼續追求。對於這些繼續追求真理的哲學家，恩披里柯覺得，雖然他們的追求是枉然的，卻也是生存的內在衝動。

當哲學家們因為無法追求真理而放棄追求真理時，他們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哲學家了。這便是恩披里柯的結論。在他看來，真理的困境也就是希臘哲學家的思想困境。他們不願承認這個困境。現在，懷疑主義者把這些論證明確地呈現出來。這樣做的目的，是要讓希臘哲學家對真理困境有深刻的認識。或者說，無論是努力追求，還是放棄追求，哲學家都需要對真理困境有明確的意識。

懷疑主義思潮的流行衝擊了希臘思想界的追求真理熱情，導致了人們的真理問題意識開始淡化，而追求真理的思想動力也漸漸消失。到了3世紀上半葉，哲學問題、哲學論證和哲學家就成了茶餘飯後的話題了。第歐根尼．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 200-250）《名哲言行錄》[3]的出版便是一個很好的說明。拉爾修關心的是哲學家們的傳聞逸事。至於他們的真理追求，以及他們的哲學觀念和論證，拉爾修既不想去追究清楚，當然也就無法說清楚。對於拉爾修來說，所謂的哲學家的真理追求無非是你說我說他說，既與真理無關，也與生存無關。儘管我們還會多多少少地參考這本書，但是，我們一旦進入哲學思想分析，這本書幾乎沒有幫助。因此，從哲學史的角度看，這本書是不能認真對待的。如果有人引用其中的文字來做哲學史分析，那他必須給出很多輔助性說明，使之與原始文本建立聯繫。可以說，《名哲言行錄》中的哲學家敘事是希臘哲學衰敗的真實寫照。

可以看到，在懷疑主義者看來，希臘哲學的衰落，就真理追求的困境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因為這是哲學自身的內在傾向。當然，我們可以不同意懷疑主義者的這種看法。比如，也有人爭辯說，哲學起源於思想上的好奇，因而需要消耗時間，或者說，需要供養哲學家的閒暇環境和生活需要；如果這些外在條件消失了，哲學也會走向衰落。這種解釋稱為閒暇說。

在這個思路中，有人把希臘哲學的衰落和最後一位柏拉圖學園園長菲洛（Philo of Larissa, ca. 154-84 BC）的逝世聯繫起來。[4]我們知道，羅馬共和國與本都王朝之間的第一次米特拉達梯戰爭期間（the FirstMithridatic War, 89-85BC），雅典成為戰場。為了逃避戰亂，菲洛帶著學園的部分學生，離開雅典來到羅馬，並在羅馬繼續講授哲學，直到去世，從此再也沒有回去雅典。菲洛去世後，柏拉圖學園就不復存在了。[5]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1世紀中葉，根據《聖經．使徒行傳》，使徒保羅去了一趟雅典，並在當時哲學學會會堂和哲學家們爭論。其中，作者僅僅提及斯多亞主義者和伊壁鳩魯主義者，卻沒有提及柏拉圖主義者或學園成員。有意思的是作者對這些哲學家的描述：「雅典人和住在那裡的客人都不顧別的事，只將新聞說說聽聽。」[6]雖然「說說聽聽」這種說法是對哲學家們的辯論或爭論的諷刺性描述，但是，這個描述對於當時希臘哲學家的現狀來說是相當準確的，即：這些人至少在斐洛離開雅典百年之後，仍然生活得相當滋潤，擁有充足時間進行哲學討論。然而，這種悠閒的生活，因為缺失了真理追求，所以無法給希臘哲學帶來什麼新的貢獻。[7]此值得一思。

也許，哲學離開了雅典而去了亞歷山大里亞？根據普洛克羅（Proclus Lycaeus, ca. 412-485）的記載，[8]早在托勒密一世（亞歷山大大帝的隨行將軍，367-282 BC）在前305年開始建設亞歷山大里亞的時候，就有一批哲學家去了這個城市，其中包括學園成員。他們很喜歡這個新城市，在那裡講授和研究哲學，吸引了很多的學園成員前來相聚。柏拉圖學園園長斐洛為避戰亂而離開雅典前往羅馬的時候（前1世紀），另一批學園成員則去了亞歷山大里亞。可以說，幾百年下來，在托勒密王朝（305-30 BC）期間，特別是前280年建立「亞歷山大里亞圖書館」（前47年羅馬軍隊攻佔時燒毀），吸引了一批哲學家來到亞歷山大里亞，導致了哲學研究中心從雅典完全轉向該城。羅馬帝國佔領之後，亞歷山大里亞一直維持著帝國文化中心的稱譽。可以看到，這些在亞歷山大里亞的哲學家並沒有饑寒交迫，反而是擁有很多閒暇時間。而且，亞歷山大里亞是一個擁抱學問和知識的城市。哲學家們在這裡自由自在。但是，在1、2世紀，亞歷山大里亞的哲學研究似乎並沒有什麼新進展；我們看到，反倒是基督教的思想家在那裡更有名氣。此值得二思。

在羅馬呢？斐洛在羅馬期間（88-83 BC）教授和研究哲學，深深地影響了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106-43 BC）。西塞羅是拉丁語世界的第一位可以稱為哲學家或思想家的人物。他翻譯了很多希臘哲學著作，對拉丁語思想界登入思想殿堂有不可或缺的貢獻。可以這樣設想，儘管斐洛本人的思想傾向是懷疑主義，但他在講授希臘哲學時會涉及各家學說，從而不斷觸及真理問題，並加以闡述。因此，在授課過程中，他自然而然地會多多少少地傳遞真理情結。西塞羅作為菲洛的學生，在聽課過程中，應該不難感受到斐洛在闡述希臘哲學時所沾染的真理情結。不過，在懷疑主義的真理論證中，西塞羅受感染更深的是希臘哲學中的學園派懷疑主義。這是斐洛喜歡談論的主題。對於斐洛來說，能夠提供嚴密的正反論證才是最能彰顯思想力量的。至於真理追求本身，斐洛對此的興趣是遞減的。於是，斐洛在西塞羅思想中留下的影響就比較雜亂。不管如何，西塞羅在斐洛所講解的希臘哲學中感受到某種動力而做了大量的希臘哲學的拉丁文譯介工作。但是，在真理追求這個問題上，他似乎相當地收斂，既不願多說，也缺乏那種感染性的真理追求熱情。

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 ca. 99-55 BC）應該也算是斐洛的學生。盧克萊修，貴族出身，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希臘文和哲學教育。我們關於他的生平知道很少。不過，他年輕時正好是斐洛在羅馬的影響鼎盛期，因而不可避免受到後者所講授的希臘哲學的感染。盧克萊修似乎擁有某種哲學熱情，以詩的形式寫就《物性論》，把自己對伊壁鳩魯原子論的理解用拉丁文展示給讀者。這本書的出版據說得到了西塞羅的協助。不過，盧克萊修的哲學熱情稍縱即逝。很顯然，僅僅靠伊壁鳩魯的原子論是無法推動真理追求的。

西塞羅和盧克萊修都是斐洛在羅馬講學時培養出來的哲學家。對於斐洛在羅馬講授哲學而刮起的哲學風，總體而言，羅馬人的反應可以說是不冷不熱。雖然出了西塞羅和盧克萊修，但希臘哲學在拉丁語世界中並未表現出持續發展趨勢，反而是曇花一現。如果對菲洛作為一位懷疑主義者來宣講哲學這一點有深入的認識，我們就不難理解這個思想史現象。作為學園派懷疑主義者，斐洛在介紹希臘哲學時肯定也把懷疑主義關於真理困境的一系列論證呈現給了拉丁文聽眾和讀者。這些懷疑主義論證能夠讓人對真理困境形成深刻認識，雖然開始時引導他們喜歡希臘哲學，但終究無法長期支撐他們對真理的追求熱情。如果真理是求而不得的，而真理追求是一個困境，那麼，對於這些拉丁語聽眾和讀者來說，真理追求熱情被喚起的同時，就已經被澆滅了。此值得三思。

菲洛還有一個學生，叫安提阿克（Antiochus of Ascalon, ca. 125-68 BC）。菲洛在羅馬城教哲學時，安提阿克常常作為教師出現在羅馬城中的柏拉圖學園裡。前84年，戰爭剛結束，安提阿克就回到雅典，並在那裡教哲學。前69年，西塞羅還專程到雅典跟他繼續學哲學。[9]不過，安提阿克教的哲學和柏拉圖哲學幾乎是兩回事了。安提阿克在思想上反對學園派懷疑主義，認為懷疑主義作為一種學說是自相矛盾，因為懷疑主義本身就一種真理獨斷。從邏輯上看，真的不能同時是假的；假的也不能同時是真的。而且，人在生存中必須進行判斷選擇，因而不能沒有真假判斷。因此，懷疑主義關於正反命題都可以通過論證而為真或為假的說法和人的生存實踐沒有相關性。脫離實踐的哲學只能走入死胡同。為此，他強調哲學必須轉向實踐（作為倫理學），尋找一種真正的善生活。安提阿克在雅典的教學開始了所謂的「中期柏拉圖主義」（Middle Platonism，區別於柏拉圖學園）。雖然安提阿克堅持自稱為柏拉圖主義者，但是，他們的思路基本上和斯多亞主義合流了。也許，中期柏拉圖主義的主要代表普羅塔克（Plutarch, 46-120，也稱為祭司普羅塔克）的命運能夠說明一些問題。普羅塔克一直自稱是柏拉圖主義者，對柏拉圖的知識論特別關注，著作甚豐。可以說，他是深受柏拉圖真理情結的感染的思想家。但是，他最後發現，如果不想走懷疑主義道路的話，唯一道路便是向神求真理。於是，他最後閹割了自己，去德爾菲太陽神廟做祭司，度過他的最後30年（太陽神是男神，因而一般都是女祭司事奉；男人必須閹割才能成為祭司）。這是他的最後希望了：通過和阿波羅神建立關係來得到真理。看來，如果沒有新的方法，真理追求的結果不是歸入懷疑主義，就是走向普羅塔克的歸宿。不管如何，就思想史而言，中期柏拉圖主義在理論上對哲學沒有特別的貢獻。[10]此值得四思。

以上四種語境都在標示著希臘哲學的衰退。在希臘語世界，隨著菲洛的逝世，無論是雅典，還是羅馬和亞歷山大里亞，推動希臘哲學前行的真理情結似乎隨之而去了。在1、2世紀，希臘思想界的那幾位斯多亞主義者都只關心倫理實踐問題；柏拉圖學園不復存在；中期柏拉圖主義與斯多亞主義合流。於是，真理問題在他們的著作中不再是中心關注，反而是漸漸被忽略了。《聖經．約翰福音》（18:37-38）記載了當時羅馬帝國駐耶路撒冷的最高行政長官和耶穌的一段對話：耶穌說：「我為此而生，來到這個世界，見證真理。凡來自真理的人都能聽見我的聲音。」彼拉多對他說：「真理是什麼呢？」[11]這個對話發生在西元33年。就當時語境而言，彼拉多並非要回應耶穌關於真理見證的說法，更像是自言自語，表達他對真理問題的困惑。彼拉多的表達可以看做是當時那些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對當時思想界所陷入的真理困境的絕望反應。

真理情結是希臘哲學的靈魂和動力。愛智慧（philosophy，即哲學）就是愛真理。如果哲學家在真理問題上無法面對懷疑主義的挑戰，那希臘哲學還追求什麼呢？沒有目的的追求，那就是遊魂。希臘哲學的真理追求成了遊魂，失去了方向。希臘思想家還能從何處獲得動力而繼續追求真理呢？[12]

貳、《約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論

當然，希臘思想史進程並沒有到此為止。第1、2世紀的思想活動並未停滯。追蹤這裡的思想活動，我們注意到，一批基督教文獻（即《新約》文本）問世是標誌性事件。特別地，《約翰福音》的出版是震動性的。《約翰福音》把懷疑主義原則推論到極致，認為人和真理是絕對隔絕的，因而人無法追求真理。同時，它提出了一種新的真理觀，即恩典真理論，認為，如果真理自我彰顯，人通過接受真理的給予而與真理同在。簡略而言，在它看來，人非但無法對真理進行判斷（根據懷疑主義的循環論證和無窮後退論證），而且也無法追求真理（針對懷疑主義者在真理情結中的真理追求）。因此，人和真理是徹底隔絕的。《約翰福音》在表達這一懷疑主義思想時使用了很特別的文字：「這光照在黑暗中；但黑暗卻拒絕光。」（1:5）「這個世界不認識他。」（1:10）「自己的地方不接受他。」（1:11）在《約翰福音》的用語中，「黑暗」、「世界」、「自己的地方」都是指「人」；而「光」則是指真理自身。在處理人和真理之間的關係時，這裡用了「拒絕」（οὐ κατέλαβεν），「不認識」（οὐκ ἔγνω），「不接受」（οὐ παρέλαβον）。也就是說，即使真理站在人面前，人也不可能認出真理而加以接受，反而是加以拒絕。如果人無法辨認真理，則人不可能追求真理。[13]

在人拒絕真理這一點上，《約翰福音》徹底否定了那種所謂的精緻懷疑主義「繼續追求真理」的宣告。我們來分析這個思路。在真理追求中，懸擱判斷這個動作不能無限地持續下去。顯然，如果在某個時間點上得到了真理，那麼，追求者此時必須放棄懸擱活動而給出一個真理判斷。這就是說，在這個時刻，他必須放棄自己的懷疑主義立場。如果這個懸擱動作是一個無限動作，那麼，追求真理這件事就是一個無意義的活動。從這個角度看，懸擱判斷和繼續追求這兩件事是不可能共存的。

在對真理無知的情況下，人對真理的追求是無方向的（有方向意味著擁有真理的某種知識）。人在追求真理時如果不是面對真理而不斷接近，就可能離真理越來越遠。面對真理需要對真理有所認識，因而就有所判斷；懸擱判斷意味著對真理方向無知，從而在追求時可能與真理背道而馳。或者說，追求真理這種活動需要追求者擁有某些關於真理的知識，從而不得不給出真理判斷。因此，在懸擱判斷中無法追求真理。

對於這種真理追求困境，《約翰福音》提出了一種簡潔而終極的鑒定方式：如果真理來到追求者面前，追求者能否辨認真理，從而宣告獲得了真理呢？人需要擁有關於真理的知識並以此為根據來辨認真理。但是，人之所以追求真理乃是因為他缺乏真理，因而追求者缺乏辨認真理的標準或根據。這就決定了真理追求者在面對真理時一定是拒絕真理的。[14]

人和真理之間的這種隔絕狀態既是認識論上的，也是生存上的。柏拉圖認為，人的生存必須從「真正的善」出發進行判斷選擇，以避免陷入在善惡混淆的觀念中以惡為善而求惡。「真正的善」包含了在認識上對真理的追求，和生存上對善的追求。[15]正是這種說法激發了柏拉圖的真理情結，並引發一批希臘人的共鳴，稱為「愛智慧者」，即「哲學家」。然而，在懷疑主義的真理問題分析中，柏拉圖式的真理追求進入了死胡同。這種真理困境，在《約翰福音》看來，乃是人和真理之隔絕狀態的表現。有意思的是，在真理情結中，希臘哲學家即使在真理困境中也不願意捨棄真理追求。顯然，這種真理情結是一種無法消解的生存傾向。實際上，這種真理情結也被《約翰福音》分享了。不過，《約翰福音》給出了一種走出困境而進入真理的新說法。我們來分析這個新說法。

先來讀一段《約翰福音》（1:14-17）關於真理一詞的相關文本：

本書所言乃是一個肉體之軀；他和我們一起生活過。我們都見過他的尊容；那是源於天父的獨傳尊容，充滿恩典和真理。……因為從他的充足裡面我們領受了一切，恩典接著恩典。因為律法由摩西所傳，而恩典和真理則在耶穌基督裡。[16]

這裡的「本書所言」是對希臘文λόγος（logos）的翻譯，和合本中文聖經譯為「道」（道成肉身）。不過，在理解上，無論是「本書所言」，還是「道成肉身」，這個希臘詞都指稱耶穌這個人。我們注意到，這段文字還指出，「恩典和真理」就在耶穌基督裡面。就語詞界定而言，《約翰福音》接下來的文字是記載耶穌說過的話和做過的事。因此，讀者可以通過理解耶穌的言行來理解恩典和真理。這個思路其實是企圖通過恩典來界定真理。我們來考察一下恩典這個詞的語言使用。

恩典（χάρις）一詞在希臘神話中就出現了，指的是表達情感的禮物。它的意思包括「天然的美貌」、「榮光」、「感謝」、以及「獻禮」、「獻祭」等等；內含使人愉快，對人有吸引力等意思。和恩典一詞相關的有三位女神：阿格拉伊亞（Aglaia），歐佛洛緒涅（Euphrosyne）和塔利亞（Thalia）。她們常常三人手牽手圍圈跳舞，象徵著施恩—受恩—感恩乃是一個圓圈。《約翰福音》之前，羅馬思想家塞涅卡曾專門對這個字以《論恩典》為題進行長篇大論。塞涅卡對恩典從倫理學的角度做出如此界定：「它是給別人快樂並以此給自己帶來快樂的行為，而且是自願自發而為的。」[17]塞涅卡強調它作為一種禮物是「主動給予」、「不圖回報」、「共同快樂」。《約翰福音》在語言上似乎沿襲了塞內卡的界定。不過，它給恩典一詞賦予的意義更多是認識論的，而非倫理學的。

《約翰福音》認為，如果神（真理）自己不向人顯現他自己，人是沒有機會認識神（真理）的。但是，人又在追求認識神或真理。在這個意義上，神在耶穌的言行中所彰顯的一切就都是神給人的禮物（恩典）。這個禮物也即是真理的自我彰顯。面對這禮物，人只能是一個簡單的接受者。當然，人在接受禮物時必須對送禮人有基本的信任，不然的話，比如送禮者在送禮時別有企圖，人是不會接受禮物的，或者，他不會認為那是恩典。因此，恩典一詞還指稱著送禮者和受禮者之間的信任情感。

這段文字最值得注意的是恩典和真理的連用（ἡχάριςκαὶἡἀλήθεια）。這種用法也許可以對照柏拉圖的相關說法來分析。柏拉圖在《國家篇》中涉及真理問題時是把真理當作認識對象來處理的，認為只有通過理性認識才能達到真理。因此，他把理性（或知識）和真理聯用（ἐπιστήμην καὶ ἀλήθειαν），[18]強調人只能在理性推論（或知識）中達到真理。特別地，在柏拉圖看來，人們在情感中往往會放棄理性判斷能力，不加分辨地接受他人的意見；如此獲得的意見是缺乏真理的。對比恩典和真理的連用，《約翰福音》強調信任情感（恩典只能在信任情感中被接受）在真理問題上關鍵作用，可以說，這裡出現了兩套完全對立的真理觀。

我們知道，柏拉圖學園是滋生懷疑主義的溫床。柏拉圖要求在理性推論中追求真理，其實是在要求理性完成自己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理性推論中追求真理，等於要求給出真理判斷。任何真理判斷都是獨斷論。在懷疑主義關於真理標準的分析中，獨斷論中的真理判斷是無法成立的。或者說，在ἐπιστήμην καὶ ἀλήθειαν（理性與真理）中的真理觀是死胡同。懷疑主義所揭示的真理困境和柏拉圖傳遞的真理情結，共存於真理追求者的心中，並在「懸擱判斷，繼續追求」這樣的懷疑主義命題中有充分體現。那麼，《約翰福音》在ἡ χάρις καὶ ἡ ἀλήθεια（恩典與真理）中表達的真理觀能否開出一條真理之路？

就邏輯可能性而言，如果人無法對真理進行任何斷言（或給出命題），那麼，人追求並認識真理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但是，如果真理在真理給予者那裡自我彰顯，而人在信任情感中從他那裡接受真理的給予（恩典），那麼，人和真理就可以建立起一種紐帶關係。這種邏輯可能性在《約翰福音》那裡被描述為一條現實的道路，即：真理在耶穌的恩典中，只能在信心中領受。這個思路展示了一種現實的思想活動，即：當真理在信心中進入人的思想時，人的理性就在思想中直接面對真理，並接受真理而與之互動，不斷地建構—重構自身。

《約翰福音》的恩典真理論放棄了真理預設，認為人在黑暗中（即在現有思想結構中）與真理隔絕，並在判斷中拒絕真理。然而，在真理的自我啟示中，人憑著對真理啟示者的完全信任，接受真理的給予，引發理性和真理之間的張力。這是一種在恩典中認識真理的過程。恩典真理論陳述了這兩條原則：真理在恩典中自我彰顯；人在信心中接受真理的給予。「恩典真理論」向希臘思想界指出了一條新的真理之路。我們注意到，對懷疑主義者所揭示的真理困境體會愈深，對恩典真理論所指出的真理之路就越有興奮感而躍躍欲試！希臘哲學的遊魂（真理意識）在《約翰福音》出版後很快就重新進入希臘思想界的意識，在真理問題重新點燃希望，激勵人繼續尋找真理。

參、真理追求的動力在哪裡？

國內的西方哲學史學界，一般來說，在簡單地處理完羅馬斯多亞主義之後，就直接進入普羅提諾（Plotinus, 204-270）的新柏拉圖主義。對於這種處理，讀者的感覺是，普羅提諾似乎是脫離歷史語境而在真空中重建柏拉圖主義。就普羅提諾自己的語言而言，他認為他的哲學直接來自柏拉圖哲學，同時強調亞里斯多德和柏拉圖的一致性。普羅提諾在談論斯多亞主義者時則以批評為主，認為倫理生活雖然重要，但認識作為整體的宇宙更為重要；^[19]在涉及懷疑主義時，認為懷疑主義混淆了感覺對象和思想對象，真理是思想對象，是可以認識的；^[20]對於伊壁鳩魯主義，則直接加以拒絕。^[21]我們知道，斯多亞主義、懷疑主義、伊壁鳩魯主義是從不同角度回應柏拉圖哲學的真理困境，因而都有反柏拉圖主義的傾向。現在，普羅提諾要復興柏拉圖主義，首先要為柏拉圖主義作辯護，因而必須對所有反柏拉圖主義思潮加以評論，其中也包括了對諾斯替主義的批評。^[22]我們可以追問：他的底氣究竟來自那裡呢？

這裡，我想提出兩個觀察點來理解普羅提諾的底氣。首先，基督教的恩典概念在真理問題上給出了一種新的思維方法，從而給真理困境指出了一條出路。我們指出，恩典概念作為一個認識論概念起於《約翰福音》把恩典和真理聯用。不過，《約翰福音》不是哲學著作。真正探討恩典概念的認識論意義的思想家應該是華倫提努（Valentinus, ca. 100-160）。華倫提努的思想屬於諾斯替主義。我們知道，進入2世紀後，《約翰福音》就被廣泛閱讀和討論了。人們的閱讀當然是各有各的關注點。但是，讀者不難在閱讀中感受恩典概念在真理問題上的思想力量。就思想史而言，華倫提諾的貢獻是值得十分重視的。儘管愛任紐（Irenaeus, 130-202）的《反異端》把華倫提努判為異端，[23]認為華倫提努的「真知」（gnosis，諾斯）偏離了使徒們的教導，但是，華倫提努在建構他的神學體系時突出了恩典概念，可以說，乃是基督教神學構建恩典概念的第一次努力。

需要指出的是，在2世紀的基督教思想界用詞中，諾斯替主義者（gnostic）是指那些追求真理性知識（gnosis）的人。[24]比如，略後的亞歷山大里亞的克萊蒙（Clement of Alexandria, ca. 150-215）談到真知時，認為，「真知是得救所必需」（華倫提努的思路）的這種說法是不合適的；但同時，他強調，基督徒在信仰的基礎上追求真理，乃是真正的諾斯替主義者。[25]華倫提努是在亞歷山大里亞受洗歸入基督教的。希臘哲學是他所受教育的一部分；特別地，他對柏拉圖的著作有深入把握。在他看來，真理追求，只要在基督信仰基礎上，是完全可以從使徒的教導中找到真理性知識，並走出希臘哲學所陷入的真理困境的。有意思的是，他並不反對人們稱他為諾斯替主義者。

華倫提努的神學體系是建立在對《約翰福音》1:1-18節注釋的基礎上的。這個思想體系的基本思路可做如此闡述。元父是最原始的存在（真正的本源），在淵深之處；沒有人見過他。但是，元父（Propator）是有恩典的；他在恩典（Charis）中生產了理性（Nous），也就是獨子和本源，因而是自我啟示的。這個理性擁有真理性；因而是在真理（Aletheia）中生產出話語（Logos）。這話語是有生命（Zoe）的，因而凡接納這話語的同時也擁有了生命。人（Anthropos）接納了這帶著生命的話語就是被召，擁有了教會性（Ecclesia），並在恩典中得救了。也就是說，在這個體系中，恩典是元父的本質屬性。按照這個順序，元父在恩典中設立了最高秩序；而人只能在他的恩典中通過獨子的話語來認識他。用他的話來說，恩典的元父通過理性和獨子而在話語中把自己彰顯於人面前。[26]不難看到，在華倫提努的思想體系中，恩典概念被置於最高的位置。

三世紀的基督教思想界是由奧利金（Origen, 185-254）來主導的。奧利金面對的問題是，人為什麼拒絕神的恩典？他認為，關鍵在於人的自由意志。在他的思想中，恩典與自由意志的關係問題是主要關注。他認為，耶穌基督就是神的恩典。人只要以耶穌基督為教師，從他那裡領受恩典，人就能夠得到真正的善，走出真理困境。也就是說，真正的善來自恩典。人運用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了恩典，就能夠得到真正的善。人在自由意志中拒絕了恩典，就只能在善惡混淆中以惡為善而選擇惡了。因此，恩典是人走出真理困境的重要環節。[27]

普羅提諾在亞歷山大里亞接受哲學教育，然後去了羅馬城講授哲學。對於基督徒學者通過恩典概念談論真理困境的出路這一點，他是熟知的。我們知道，奧利金在亞歷山大里亞具有極大影響，因而普羅提諾不可能沒有留下印象。華倫提努後來也在羅馬居住，一度被提名為羅馬教區主教，在生前一直受到羅馬教會的極大尊重。儘管華倫提努受到愛任紐的批判，但是，他在羅馬教會裡的影響並未因此消失。也就是說，華倫提努和奧利金關於恩典概念的思想和論述，就思想史而言，是普羅提諾不能不認真面對的。

第二個觀察點是，在基督教恩典概念的刺激下，一方面，普羅提諾感受到基督教恩典概念在真理追求中的關鍵作用；另一方面，為了回應基督教的挑戰，他在柏拉圖的《蒂邁歐篇》那裡找到了一個相似概念，即「天恩」概念。在他看來，哲學家完全可以不使用基督教的恩典概念，而僅僅根據柏拉圖著作的天恩概念就可以走出真理困境。對於普羅提諾來說，懷疑主義所揭示的真理困境，恰好是因為忽視了柏拉圖的天恩概念。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真正的善」概念。人們在解讀這個概念時可以有兩種模式。一種是認識論的，認為，只要認識並把握了這真正的善，人就能夠分辨萬事萬物的善，從而在判斷選擇中以善為善而選擇善，並最後在生存中落實真正的善。另一種是宇宙論的，認為，萬事萬物都因為分有了真正的善而擁有善；因而真正的善是一個最高的理型，作為本原而把善分享給萬事萬物。就文本而言，我們可以在《理想國》中感受到這兩種關於善的討論方式。[28]

在《蒂邁歐篇》中，柏拉圖把善、理性、秩序三個概念放在一起。他談到，在宇宙形成之初，造物者用三個最高的概念和兩個完善的數比系列製造靈魂，並造了身體，讓靈魂居住其中，從而造了人。因此，人的靈魂內在地擁有理性和秩序（因而也擁有善）。他寫到：

因此，他【造物者】思慮後得出結論，認為在可見事物中有理性者在整體上優於沒理性的存在；而理性除了存在於靈魂之中不能在別處存在。因此，根據這相似解釋，我們認為這個宇宙作為生命體是擁有靈魂和理性的。這是神的恩賜。（《蒂邁歐篇》30B-C）[29]

這裡提到的「神的恩賜」即天恩。在柏拉圖的用詞中，秩序是善的，而無序則是惡；秩序是在理性（包括命題推論和數學演算）中呈現的。造物者用概念和數學製造靈魂，因而靈魂具有理性和秩序。當造物者把靈魂賦予人時，人就擁有理性、秩序和善。人的靈魂內在地擁有概念和數學，因而能夠理解造物者所設定的秩序，並遵守之，實現對善的追求。

普羅提諾在《九章集》中專門論述了「天恩」這個概念，基本上是重述了柏拉圖的界定。[30]不過，普羅提諾在描述「太一」和萬物的關係時沒有採用柏拉圖的造物主「製造」靈魂的說法，而是用「流溢」一詞來指稱天恩的來源。凡是從太一流溢出來的都是天恩。人的理智只要保持和太一的暢通關係，接受它的流溢而領受真正的善，就不會陷入真理困境。理智陷入真理困境的原因在於人的自由意志，被自己的創造物所吸引而專注於這些被造物，背向太一，不再領受由太一流溢出來的秩序和善。從這個角度看，普羅提諾是通過「流溢」和「天恩」來回應基督教的恩典概念的。

就真正的善來源於恩典或天恩而言，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表面上看似乎並沒有什麼區別。不過，進一步分可以發現，基督教和新柏拉圖主義實際上是呈現了兩種恩典概念。他們是在各自的恩典概念中回應真理困境的。就原始文本而言，《約翰福音》是在耶穌基督中談論恩典的，認為基督就是恩典，因而必須在基督信仰中界定恩典。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則是在理性中界定恩典，認為人之所以能夠運用理性來認識宇宙，乃是造物者在人的靈魂中賦予了概念和數學。這兩個原始文本對恩典概念的不同界定，在西方思想史上，一直引導著兩種思維方式，承載著人們對真理的追求熱情。不同的是，教父哲學在闡述恩典概念時是表達自己的信念和思想，具有主動性；而哲學家們則應對著基督教恩典概念而努力地為柏拉圖哲學的合理性進行辯護，在思想上顯現為被動性。[31]不管如何，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在各自的恩典概念中重新獲得了真理追求的動力。

小結：在整個古希臘思想史中，柏拉圖的真理情結一直都是感染性的。它一直在推動希臘哲學的發展。但是，理性—推論中的真理追求受到懷疑主義的衝擊而陷入了困境，舉步維艱，真理情結幾乎喪失。《約翰福音》提出恩典概念，認為它是走出真理困境的關鍵概念。哲學家們很快地就感受到了恩典概念的力量。於是，我們看到，在恩典概念的推動下，希臘哲學走向了教父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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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稿收件：2021年04月30日 審查通過：2021年09月17日

責任編輯：盧宣宇

作者簡介：

謝文郁：

美國克萊蒙特研究大學（Claremond Graduate University）宗教哲學博士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通訊處：250100山東省濟南市山大南路27號

山東大學猶太教與跨宗教研究基地

E-Mail：xiew@sdu.eud.cn

The Issue of Truth and Christian Concept of Grace

—Emergence of Patristic Philosophy in Perspective of Failure of Greek Philosophy

Wenyu XIE

Professor, Center for Judaic and Inter-Religious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China

Abstract:The transition from Greek philosophy to Patristic philosophy is an issue rarely addressed in Chinese scholarship. This paper is taking up the issue and examine its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thought. As an initial suggestion, firstly, I am analyzing into the conceptu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impasse of Greek skepticism, into which Greek philosophers in their pursuits for truth get stuck, and the response to it provided by Christian thinkers in terms of the concept of grace. And then, I am endeavoring to demonstrate the concept of grace in the gospel of John, as well as perceived by early church fathers, and further its relevance to the issue of truth. One significant feature in their efforts is that they had shown the epistemological power of grace, which have then become the driving for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thought.

Key Terms:Greek Philosophy, Patristic Philosophy, Truth Impasse, Grace, Reas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