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苏格拉底因为两项罪名被自己的雅典同胞判处了死刑。这两项指控，一项是不信城邦所信的神，而是“相信”或者“引进”新神；另一项是败坏青年。[①]其中第一项指控引出了“苏格拉底的虔诚”这个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苏格拉底是不是在敬神的问题上违背了雅典的法律？相信理性力量的苏格拉底是不是真的信神？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他经常挂在嘴上的那个“神灵”或“精灵”（δαιμονίον）？等等。想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所能依靠的直接资料并不多，幸存至今的来自苏格拉底同时代人的主要资料就是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和色诺芬的一系列作品，以及其他撰写所谓“苏格拉底言辞”（logoi sôkratikoi）的作者的残篇。到目前为止，有关苏格拉底“虔诚”的绝大多数讨论，都集中在柏拉图的作品上，特别是《欧叙弗伦》和《申辩》；学者们对色诺芬笔下苏格拉底的“虔诚”问题却关注甚少，[②]学者们给出过很多理由，比如色诺芬的记载大都衍生自其他人因而缺少独立价值，甚至都是一些没有历史价值的“文学创作”；[③]再比如色诺芬的贵族气质和苏格拉底的哲学气质相差甚远，他根本不理解苏格拉底的思想；[④]还有色诺芬为苏格拉底辩护的意图太过明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也显得太过虔诚、太过正统。[⑤]学者们经常由此认为，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不值得严肃对待。[⑥]

本文想要表明，色诺芬关于苏格拉底虔诚的讨论其实非常复杂，可以分成多个层面。它们不仅值得我们严肃对待，而且可以给我们反思苏格拉底的虔诚带来新的视角。接下来，我会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苏格拉底本人的虔诚行动；二、苏格拉底对神的基本看法；三、色诺芬著名的“苏格拉底神学”，即苏格拉底关于神存在和本质的哲学证明。

在《回忆苏格拉底》的开头，色诺芬就表明了自己的“惊讶”态度：苏格拉底怎可能会被那样两条罪名判处死刑？！因为在色诺芬看来，这两条指控都荒谬绝伦，苏格拉底非常虔诚，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不信城邦的神；同时苏格拉底给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带来好处，绝不可能败坏青年。随后在整部《回忆》里，色诺芬要做的就是用尽可能多的例子，来证明这两点。本文下面的讨论只关注与虔诚有关的方面。

色诺芬首先讲述了苏格拉底本人的虔诚行动。色诺芬告诉我们，苏格拉底一直都正常进行各种献祭活动，不管在家和在公共场合；他也总是利用占卜寻求神谕。苏格拉底在做这些事情时，从来都毫无任何秘密可言（《回忆》I.1.2，I.1.10-11；《申辩》11）。在希腊人眼中，那些不敬神的人，或者搞“密教”的人通常都会鬼鬼祟祟，偷偷摸摸，因此正大光明本身就是一个人虔诚的最佳证明。除了阿里斯托芬里明显带着恶意，将苏格拉底安放在“思想所”（φροντιστήριον）这样一个秘密场所之外（《云》94），[⑦]我们所有其他的古代证据都表明，苏格拉底至少在行动上光明正大，没有明显冒犯雅典宗教习俗的举动。

色诺芬用苏格拉底在议事会上[⑧]的一次众所周知的表现作为证据，说明苏格拉底遵守他对诸神的誓言。在参与议事会或者法庭审判之前，作为程序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要对神发誓，坚守正义，只考虑事实或者法律的规定。对于巨大多数人来讲，这样的誓言只是走个过场，但是苏格拉底却非常认真，正是因为向诸神发誓，苏格拉底拒绝将处死因为天气原因不能打捞落水士兵的将军的议案记录在册，提交公民大会表决。虽然很多人都为此生气，但是苏格拉底却丝毫不为所动（《回忆》I.1.18）。[⑨]

在色诺芬看来，苏格拉底的虔诚还表现在，他不会致力于探究宇宙的本质、自然现象的成因，而且还会指出这么做的愚蠢，并劝阻朋友去做类似的事情。苏格拉底始终关注“人事”（τἀνθρώπινα），也要求周围的人在没有弄清各种“人事”之前，不要去花精力探讨这些既没有多少用处，又不会有什么结果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那些“神事”（τὰ δαιμόνια）远远超出了人的理解范围，证据就是那些“自然哲学家”在自然和神的事情上“像疯子一样”吵得不可开交，提出明显错误的理论，甚至认为自己可以控制风雨雷电这些自然现象，妄图改变季节（《回忆》I.1.11-15；IV.7.4-7）。

由此我们看到，色诺芬用来证明苏格拉底虔诚的行动（公开并遵守通常的宗教规范、恪守诺言、反对自然哲学家探究宇宙的方式），都很有道理，也得到了包括柏拉图在内的其他古代证据的印证。这些证据可以相对充分地反驳对苏格拉底不虔诚的指控的前一半：“不信城邦的神”。

在这一节，我们通过苏格拉底本人对自己那个“神灵”（δαιμονίον）的看法、对关于自己的著名神谕的看法，以及对献祭和求神的普遍看法，来考察一下苏格拉底对神的基本观点。

（一）苏格拉底的“神灵”

在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中，除了“不信城邦的神”之外，还有一条“引入新神”。虽然在色诺芬和柏拉图提到的指控中，“新神”用的都是复数，但是苏格拉底众所周知的“新神”，就是那个和他进行个人交流的“神灵”或“精灵”（δαιμονίον）。苏格拉底对这个“神灵”的存在从不掩饰，“在我看来，那就是神的声音”（θεοῦ μοι φωνὴ φαίνετα，《申辩》12）。苏格拉底认为，他依靠这个神灵的指引，就像那些占卜者依靠鸟叫、动物内脏、预兆、偶然事件一样，所有这些都是神用来和人沟通的工具而已。相比之下，神和苏格拉底的沟通反而是最直接的，省去了动物、预兆之类的中介。苏格拉底没有给这个跟他沟通的神创造任何名字，而只是称之为“神灵”，“这比那些把神的力量归于鸟的人更真实、更虔诚”（《申辩》12-13；另参见《回忆》I.1.3-4）。

在苏格拉底和这个“神灵”沟通的方式和这个“神灵”的作用上，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有比较大的差别。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苏格拉底的这个“神灵”只就他个人的事情和他沟通，并且从不会直接鼓励他去做任何事情，只会在这个“神灵”认为不妥的时候阻止苏格拉底。[⑩]但是根据色诺芬的说法，苏格拉底还会利用这个精灵提供的建议去帮助朋友，告诉他们做某件事或者不做某件事，而且苏格拉底在这么做的时候还信心十足、屡试不爽（《申辩》13；《回忆》I.1.4-5）。另一个神谕和苏格拉底沟通的例子是苏格拉底被起诉之后，他的神灵阻止他准备如何为自己辩护（《申辩》4）。苏格拉底认为这很明显地说明，神也认为对他来讲这个时候去死是合适的时机，而他也找到了恰当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这是最好的时机，因为他如果在这个时候死去，就可以非常自信地说，没有人的一生比他的更好——苏格拉底自信一生都没有对神和任何人做过不义之事。而且这个时候死去，苏格拉底也无需遭受任何年老带来的视力、听力、记忆力的衰退，不会因为身体机能衰退而无法享受生活的快乐，也不会因为头脑的迟钝无法赢得曾经可以轻易取胜的辩论；他也会因为这个明显不义的判决，以及自己给人们留下的美好印象，得到人们最大程度的缅怀（《申辩》4-9；《回忆》IV.8.5-10）。

（二）苏格拉底与阿波罗的神谕

在色诺芬的《申辩》里，苏格拉底也提到了朋友凯瑞丰（Chaerephon）去德尔菲求神谕的著名故事，不过色诺芬的记载和柏拉图的有所不同。在柏拉图的版本里，阿波罗的女祭司只跟凯瑞丰说苏格拉底是“最智慧的”（柏拉图：《申辩》21a）；而在色诺芬的版本里，苏格拉底又加上了“最自由”和“最正义”（色诺芬：《申辩》14）。色诺芬的版本和柏拉图的另一个重要不同是，在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对这则神谕深感惊讶，于是开始努力证明阿波罗神“错了”，正是以这个事件为起点，苏格拉底才开始检审别人。而在色诺芬的版本里，苏格拉底似乎认为这个神谕非常自然，他还颇为自负地把自己和斯巴达传说中的伟大立法者莱库古（Lycurgus）相提并论，莱库古在进入一个神庙时，神对他说：“我在想是应该称你为神还是人”（《申辩》15）。苏格拉底毫不客气地认为，阿波罗的祭司称他是最自由、最正义和最智慧的都有充分的理由。苏格拉底自信自己是最不在意身体欲望的人，也从来不接受别人的礼物和金钱，因此他既不会受到身体欲望的奴役，也不会受到他人的奴役，因此是最自由的；也没有人比他更满足于自己现有的财产，因此他不会觊觎别人的财务，也就不会做任何坏事，所以是最正义的；他永远都在追求好的东西，并且有那么多雅典和外邦人追随他，这也足以证明他的智慧（《申辩》16-18）。

还有另一则同样来自阿波罗的神谕和苏格拉底相关。在色诺芬看来，苏格拉底从来都非常遵守阿波罗的皮提亚女祭司对那些询问怎么做才算虔诚的人所做的回答：“遵守城邦的法律”。苏格拉底不仅自己遵守城邦的法律，还总是劝告朋友这样做（《回忆》I.3.1, IV.3.16）。

（三）占卜和祈祷的意义

在什么时候需要求神问卜，什么时候不需要的问题上，苏格拉底持有某种“中道”的看法。他既不过分迷信，也从不忽视神的作用。在他看来，神已经把常规的技艺都给了人，比如木匠、铁匠、农业、家政管理、政治、军事，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只需要正常运用这些技艺就足够了，不需要凡事都去求神问卜，否则就是迷信。但是同时，苏格拉底也认为，神没有把一切都教给人，而是把“最重要的东西留给了自己，而没有显示给人类”，那就是关于未来的知识，比如说播种是否会有好的收获，打仗能否取胜，选择某个政治家是否对城邦有好处，等等，因此在这些问题上求神问卜就是正确的。在苏格拉底看来，“两个凡事”——凡事都去求神问卜和凡事都相信自己，都是“迷信”或者“疯狂”（δαιμονᾶν,《回忆》I.1.8；另参见《家政管理者》5.18-20）。

在祈祷和献祭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也和人们通常的看法不同。希腊人通常认为他们可以对神隐瞒一些事情，而且就算是自己做了坏事，也可以通过丰厚祭品贿赂神从而摆脱惩罚。但是苏格拉底相信，一切都逃不过神的觉察：“神知道一切（πάντα…θεοὺς εἰδέναι），不管是话语、行动、还是隐秘的想法；神无处不在（πανταχοῦ δὲ παρεῖναι），在所有的人事上对人做出指示”（《回忆》I.1.19）。[11]基于这种看法，苏格拉底向神祈祷的方式也与众不同，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明确地祈求神给他什么具体的东西，比如金钱、权力之类的东西，而是仅仅“祈求神给他好的东西”，因为他相信神最清楚什么是好的。苏格拉底也从来不担心自己因为贫穷不能给神献上昂贵的祭品，他相信，如果神只看重献祭的数量，他们就不是正义的，因为那就意味着他们会偏袒那些能够献上丰厚祭品的坏人（《回忆》I.3.2-3）。苏格拉底除了自己祈祷之外，也劝告朋友，对于那些结果不确定的事情，要去询问神谕或者进行占卜，比如苏格拉底会劝朋友就管理家政和土地的问题去求神谕（《回忆》I.1.7；另参见《家政管理者》5.19-20, 17.1-4），在交友的问题上去求神谕（《回忆》II.6.8）。在这方面我们还有一个色诺芬本人的有趣例子。公元前401年色诺芬受朋友的邀请参加波斯的小居鲁士（Cyrus）为了争夺王位反对他哥哥的远征。色诺芬想去但又有点犹豫，于是他就找苏格拉底询问意见。因为这是一件关于未来的很不确定的事情，苏格拉底就建议色诺芬去德尔菲求神谕，由神决定色诺芬要不要去。但是色诺芬内心还是更愿意去，于是到了德尔菲之后，没有询问他是否应该参加这次远征，而是把问题换成了，他应该去向哪个神献祭，才能保佑他这场远征。结果苏格拉底训斥了色诺芬一番（《远征记》III.1.5-7）。

三、“苏格拉底神学”

《回忆》I.4记录了苏格拉底和青年阿里斯托德穆斯（Aristodemus）的一场对话，苏格拉底试图说服有无神论倾向的阿里斯托德穆斯接受三个论题：第一，神是存在的；第二，神是“全知、全善、全能”的；[12]第三，神是关心人的。这段对话不仅是整个《回忆》里最复杂、最富哲学意味的篇章之一，也是西方“自然神论”（即从人的自然理性出发论证神的存在和性质）最早的代表。

苏格拉底得知阿里斯托德穆斯“不去献祭，不去祈祷、不利用占卜，而且还笑话那些这么做的人”，就主动找他讨论和神有关的话题。苏格拉底的讨论一如既往从日常的话题入手：“你会因为智慧仰慕任何人吗？”阿里斯托德穆斯表示认可，并且列举了一些智慧的诗人和匠人作为例子。苏格拉底由此出发问他：“你认为是制作没有思想、不能动的幻影的那些匠人（οἱ ἀπεργαζόμενοι）更值得仰慕，还是制造有思想、可以行动的活物的匠人更值得仰慕？”阿里斯托德穆斯选择了后者，但是加上了一个条件：这种制作“不是凭借偶然，而是通过思想”（μὴ τύχῃ τινί, ἀλλ᾽ ὑπὸ γνώμης；γνώμη也可以理解成目的、意识，甚至“设计”[13]）。苏格拉底接着问他，“为了某种好处”，做出来的东西（即有明确目的的东西），是凭借偶然还是思想做出来的？阿里斯托德穆斯毫不犹疑地选择了后者。

苏格拉底小心地引领阿里斯托德穆斯达成这些共识之后，下面关于神存在的论证看起来就水到渠成了。他用人体作为例子指出，“那最开始制造人的（匠人）在将各种感觉赋予他们时为了某种好处”，也就是说眼睛、耳朵、鼻子、舌头都是为了某种目的被造出来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身体部分也都体现了某种有目的的“预见性”（πρόνοια），比如眼睑保护眼球、睫毛挡住风沙、眉毛挡住汗水、门牙为了切割、大牙为了咀嚼，等等。说到这里，阿里斯托德穆斯承认，这些工作看起来确实像是一个“有智慧和爱生物的工匠的作品”（σοφοῦ τινος δημιουργοῦ καὶ φιλοζῴου τεχνήμασι）。这之后苏格拉底又在人类之外，从生物整体的角度补充了繁殖和养育后代的本能、求生和畏死的本能。至此，苏格拉底完成了他的“系统神学”的第一个步骤，通过“来自设计的论证”，证明了神的存在。

接下来，苏格拉底进行了第二个步骤：利用类比论证，表明这个神是有思想、有理智的。苏格拉底的出发点很简单：和宇宙整体相比，人几乎微不足道，但是人又和宇宙拥有相同的元素（水火土气），因此我们可以从人出发对宇宙进行推论。人的灵魂（ψυχή）和理智（νόος）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可以进行思考、设计，并支配整个身体的运动，因此那个制造了人和整个宇宙，并且确保它有序运行的神，也必然有自己的思想（γνώμη）。

至此，阿里斯托德穆斯接受了神的存在，但是又抛出了另一个问题：“他太伟大了，因而无需我们的侍奉”，并且要求苏格拉底证明诸神（θεοὺς）[14]是关心人类的。这个问题看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之前阿里斯托德穆斯刚刚承认，这个神是“爱生物的”。

不管怎样，苏格拉底利用这个机会展开了“系统神学”的第三个步骤：论证神格外爱人，并且是关心人类个体的。苏格拉底再次使用了从设计和目的出发的论证，指出在所有的生物中只有人直立行走、拥有双手、拥有语言，也只有人可以认识到诸神的存在、崇拜诸神、发展出各种知识和技能，从而过着像神一样的生活。神还通过预言、占卜、凶兆、吉兆给人（不仅是一个城邦，也包括个体）带来各种提示和警告。

在回答完阿里斯托德穆斯的所有疑问之后，苏格拉底进入了“系统神学”的第四个步骤：用类比论证阐述神拥有哪些特征。[15]人可用自己的灵魂随意掌控自己，那么这个比人强大得多的神，也必然可以用自己的智慧，按照他的喜好，管理整个宇宙，他“同时看到一切、听到一切、无处不在，并且同时关照一切事物”。

在《回忆》IV.3，苏格拉底又用一系列与I.4类似的论证向颇有哲学天赋的青年欧叙德谟表明，神非常关心人，赐予人他们各种所需之物（甚至包括日月星辰和各种动物、植物），所有这些都显示了神的先见之明（προνοητικόν）和对人的爱（φιλανθρωπία）。在那里苏格拉底甚至做出了非常极端的“神正论”宣言：在这个宇宙中“一切都是美的和好的”（πάντα καλὰ καὶ ἀγαθά ἐστι）；“人的灵魂比其他任何事物都更分有神圣”。因此人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对神表示感谢和敬意。人们无需担心神远远在人之上，因此人无法恰如其分地敬拜神，因为德尔菲的神谕告诉人们遵守城邦的法律就是最好的敬神方式；同时人也要尽自己所能给予神最大的敬意。

在《回忆》IV.4里，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关于“神法”的讨论。苏格拉底从前一章“正义就是守法”的说法出发，从城邦的法律引出了“不成文的法律”，或“神为人订立的法律”。苏格拉底表明，宇宙中存在一些神制定的不易之法，对所有人和所有城邦都成立，比如要敬神、要尊敬父母、禁止乱伦、知恩图报，逃避人的法律或许不难，但是这些神法是人无处逃遁的，如果违反会遭到神或自然的惩罚（IV.4.19-25）。

至此，我们就看到了“苏格拉底神学”的主要内容。这个“神学”到底是不是苏格拉底本人的思想呢？如果不是，又是谁的？这样的问题引发了学者们的大量争论。很多学者认为这样的观点在其他“苏格拉底言辞”中找不到对应，也和色诺芬对苏格拉底只关心“人事”，不关心自然哲学的整体描述无法协调，因此不大可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观点。不同的学者提出克塞诺芬尼（Xenophanes）、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或者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作为这个论证的来源。[16]也有一些学者认为，这段论证在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残篇中无法得到足够的支持，但可以在柏拉图的作品里找到很多对应，因此很可能是历史上的苏格拉底本人的看法，是苏格拉底宗教观的一个重要部分。而把它归于苏格拉底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色诺芬的哲学素养不足，不可能给出这么严谨的论证。[17]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关于神学的讨论是色诺芬本人的，要么是他独创的观点，要么是他综合了那个时代流行的若干种关于神的看法之后得出的结论。[18]下面我们就来考虑一下，这些神学观点最有可能的源头到底是前苏格拉底自然哲学家、苏格拉底，还是色诺芬？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三位经常被当作候选项的自然哲学家：克塞诺芬尼、阿那克萨戈拉和第欧根尼。克塞诺芬尼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以对宗教和神学问题的讨论而著名。他猛烈抨击荷马、赫西俄德等传统诗人对神道德上的负面描写，比如通奸、偷盗、欺骗（DK21 B11, 12）；[19]反对诸神是被生出来的或者是会死的，因为这违背了神的不朽和永恒（A12, 32）；反对用人的方式刻画诸神，比如神拥有人的形体和语言（B14, 15, 16）；反对认为诸神会干预人间事务，主张神是不动的（B26）。而克塞诺芬尼对神（或诸神）正面特征的刻画虽然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是基本看法包括了神与人的截然差别：“有一个神，是诸神和人之中最伟大的，在身体和思想上与有朽之人截然不同”（B21）；这个神“以整体去看、去想、去听”（B24）；“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思想撼动一切”（B25）。

阿那克萨戈拉最著名的主张就是，一个与其他事物都不混杂的纯粹的理智（νοῦς）开启了宇宙的生成过程，从最初“一切在一切之中”的原初的混沌状态产生出有序的宇宙（DK59 B1-6, 11-14）。但是在阿那克萨戈拉那里，神这个理智似乎在开启宇宙的产生过程之后，就无所事事了。

第欧根尼主张万物最初都来自同一个事物或本原（DK64 B2），这个本原是有智慧的，而理由就是“万物都有量度，冬和夏、夜和日、雨和风，以及好天气。如果有人也去思考其他事物，就会发现，它们都是被组织起来的，都是尽可能好的”（B3），这个有理智的唯一本原就是气、是神，一切活物的灵魂都来自于它（B4-5），气“是永恒、不朽的身体，通过它一些事物生成，一些毁灭”（B7）；气非常“广阔、强大、永恒、不朽，知道很多”（B8）。

“苏格拉底神学”确实与早期希腊哲学家的某些观点存在相似性，比如克塞诺芬尼那里“全知”和“全能”的神统治宇宙，这个神（或诸神）不会做坏事；阿那克萨戈拉那里推动宇宙的力量是理智本身；第欧根尼所说的那个神强大、有智慧，按照“尽可能好”的目的论原理组织万物。[20]

但是“苏格拉底神学”和这些自然哲学家的差别也非常明显，比如克塞诺芬尼和阿那克萨戈拉的神都不会直接干预人间事物；第欧根尼认为神是物质性的气、有形体。而在苏格拉底心中，神对人几乎是无微不至的关心。更重要的是，“苏格拉底神学”与“自然哲学家神学”看待神的整体方式大不相同。在“苏格拉底神学”里，几乎看不到那些自然哲学家关注的元素、运动、生理学的痕迹，用塞德利的话说，“苏格拉底神学”主张的是一种“反科学的创造论”（anti-scientific creationism），而这种思维方式与“自然哲学”的思维方式背道而驰。[21]这也和色诺芬强调的，苏格拉底并不关心纯粹自然的问题，而只关心人类生活的问题密切相关。这么看来，我们确实很难将“苏格拉底神学”的来源直接归于某个或某些前苏格拉底哲学家。

在排除了“苏格拉底神学”直接来自早期自然哲学家之后，我们需要在色诺芬和苏格拉底之间做出选择。综合各方的证据，我倾向于认为色诺芬提出的这些神学主张具有相当强的原创性，并非简单吸收各派观点，构造一个混杂的体系，而是经过消化吸收，提出的一套系统的神学，我们丝毫不该低估色诺芬在这方面的哲学素养。下面我从四个角度来进行考察。

第一，我们有直接的外部证据表明，《回忆》I.4中的论证是色诺芬提出的。在怀疑派哲学家塞克斯都·恩彼里科（Sextus Empiricus）的《驳学问家》（Against the Mathematicians）IX.92-100提到了这个“来自设计的论证”，他说：“苏格拉底圈子里的色诺芬提出了一个关于诸神存在的论证，他将这个论证归给苏格拉底……”（IX.92）；[22]之后他复述了《回忆》I.4中的论证，最后总结说，“这就是色诺芬的论证”（IX.95）。这段讨论至少给了我们初步的理由认为《回忆》I.4中的论证是色诺芬本人的，只是借苏格拉底之口说了出来。

第二，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表明，色诺芬本人是一个非常虔诚，关注神学问题的人。在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关于色诺芬的记载中，他提到色诺芬“很虔诚，喜欢献祭，并且善于从牺牲进行占卜”（《名哲言行录》II.56）。[23]关于神的讨论在色诺芬的著作里几乎随处可见，而且他还把《回忆》中归于苏格拉底的那些神学观点，归给了很多不同的人，比如在《家政管理者》中归于伊斯科马库斯（Ischomachus）；[24]在《会饮》中归于赫墨格尼斯（Hermogenes）；[25]在《阿格西劳斯》中归于斯巴达国王朋友阿格西劳斯（Agesilaus）；[26]在《居鲁士的教育中》中归于坎比西斯（Cambyses）和居鲁士（Cyrus）。[27]所以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认为，色诺芬相信所有卓越的人都具有（或应当具有）相似甚至相同的神学观点，这也让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套神学并非专属于色诺芬笔下的任何一个人物，而是属于色诺芬本人。他甚至在自己的历史著作里提到神是历史事件的掌控者，由此确保历史的目的性，比如在《希腊志》中，他就提到“神不会忽略那些不虔诚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V.4.1），并且用这种方式解释了斯巴达的衰落。[28]

第三，学者们否认“苏格拉底神学”属于色诺芬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色诺芬缺乏良好的哲学训练，不可能提出那么复杂和严谨的哲学论证。但是这个理由非常薄弱。前面的讨论已经显示了，色诺芬在给出自己的神学论证时，不管是在措辞上，还是在论证策略上，都显示出了高超的掌控文字的能力。而且如果仔细观察色诺芬的作品，就可以发现他的哲学素养和思想深度，其实都远远超过人们通常的观点。就本文关注最多的《回忆》来讲，就有很多例子表明色诺芬深谙苏格拉底的哲学之道，比如I.2关于苏格拉底没有败坏青年的论证有环环相扣的很多个层次；II.1苏格拉底与安提斯梯尼（Antisthenes）关于自制的讨论也是层层深入，从哲学和文学上讲都精彩纷呈；《回忆》IV.2-7更是用六章的篇幅连贯而系统地呈现了苏格拉底对青年欧叙德谟的哲学教育。

第四，麦克费兰提出，“苏格拉底神学”的论证可以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找到相应的线索，从而表明这些神学观点很可能是苏格拉底本人的。[29]但是在我看来，他的两个主要证据都缺少说服力。一个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中充满了目的论式的思维：要想理解一个事物，就要理解它的目的或功能（比如各种技艺），只要通过类比就可以将这种思路用来论证主宰宇宙的神。《欧叙弗伦》13d-15a也提到了神作为“工匠”让人获得很多好处。但是在我看来，用目的论思维理解技艺是非常直接的，但是用目的论证明神的存在与此截然不同，这中间有一个巨大的跨越。在《欧叙弗伦》的语境里，不管是欧叙弗伦说神借助人的帮助去实现好事，还是苏格拉底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了很多好东西，都和目的论的思维方式无关，甚至与对神的“目的论证明”思路截然相反。在《欧叙弗伦》里，欧叙弗伦和苏格拉底都预设了神的存在，然后实现某些好事；而不是用世界上存在好事来证明神的存在。麦克费兰提出的第二个证据是《高尔吉亚》507e-508a，在这里苏格拉底提到整个宇宙是由神和人组成的共同体，需要节制和正义这些德性的主导。但是《高尔吉亚》里的这个说法，既没有“来自设计的论证”，也没有“目的论论证”的影子，而且还用与“苏格拉底神学”大不相同的方式，把人和神变成了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甚至把人的德性归给了神。而不是像“苏格拉底神学”那样，强调神与人之间的距离和差别。如果说和“苏格拉底神学”有什么关系，最多也就是神为人颁布了不易的法律。

通过上面四点的讨论，我们似乎没有很好的理由将“苏格拉底神学”归于苏格拉底本人，这套系统的神学观点，更像是色诺芬的原创。但是为了证明苏格拉底的“虔诚”，色诺芬把这套观点全部“奉献”给了苏格拉底——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色诺芬构想出这一整套神学观点，重要的原因就是要为苏格拉底辩护。这也显示了色诺芬作为学生对苏格拉底的爱：正如他在《回忆》最后总结苏格拉底的一生时，首先提到的就是苏格拉底的虔诚：“苏格拉底如此虔诚，从没有未经诸神的许可做任何事情”（IV.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