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思虑是为实现目的而寻找手段的理智探索过程，其究竟能否表现为一种关于实践的演绎推理形式学界有着广泛争论。本文认为在亚里士多德系统内部存在一种类似理论三段论的实践演绎模式，但却并不是思虑的表现形式。它们各自承担着不同功能，思虑具有理智探索功能，而实践三段论是解释和激发行动的。之于这两者等同的混淆，则是源于它们在某些情况下，比如德性主体为实现其目的而付诸行动时，紧密结合在一起而导致。
关键词：思虑，实践三段论，演绎，目的，手段
关于亚里士多德思虑（boule, bouleusis）能否与所谓的实践三段论（practical syllogism，下文简称PS）的争论由来已经，至今尚未有任何一致立场达成。[1]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思虑可以（以某种方式或某种程度）等同PS（Greenwood 1909，Ando 1971，Joachim 1951，Hardie 1980，Barnes 1977, Mele 1981，Kenny 1979等），然而还是有一些重要学者，如阿兰（Allan 1955），库珀（Cooper 1975），考切力乌斯（Corcilius 2008），虽然他们具体观点不同，但都认为思虑并不能够充当实践推理的角色，因而两者是不同的东西。
本文集中考察这两者的关系问题，并提出两者并不能够等同。PS并不是思虑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可以确证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德性状态下或者技艺品格成熟的情况下，思虑过程可以并且需要诉诸PS来提供行动比思虑本身所能提供的更客观有力的目的因与动力因解释（就是说思虑本身提供的目的因主观性太强，而动力因太弱）。在这种情况下的PS本身也预设了思虑活动的存在。但不是所有思虑活动都会诉诸PS来提供这种层面的原因，也不是所有PS都预设着思虑。下面将首先对于思虑和实践推理的一般形式和功能进行界定，然后进一步对比两个立场的主要论证，并指出其各自问题，在此基础上最后提出自己的论证。
1.思虑和PS的一般特征
在EN III 3中亚里士多德告诉描绘的思虑的最为一般的特征是：
1.在欲望所设定好的目的的指引下，思虑尽可能地寻找有效的可能实现手段。（EN1111b20-30，1112b11–1112b31）
思虑的最后一步就是可以付诸行动的第一步。但思虑本身并不是行动。思虑最后可能会导致一个做某个行为的决定（prohairesis），但这个决定也只是一个命题而已，而非真正的行动本身。人们可以在思虑之后做要行动a的决定，但实际却做了a’的行动。（EN1113a4-12）
思虑的对象既不能是目的本身，同时也不会涉及具体的个别物，因为具体个别物是感觉对象，而非思虑这种理智活动的对象。（EN1112b29-1113a2）
所谓PS的基本诉求则有如下几点：
关于实践事物的前提有两种，关乎普遍的和特殊的(De Anima434a16-22;EN. vii, 1147a1-4, a 25-26)
关乎行动的前提有两种，一种是关于善的，另一种是关于可能的(De Motu,7, 701a23-25)
当人们理解或者把这两个前提结合起来的时候，就像在理论推理直接能马上得出结论一样，在实践推理中，如行动者能够行动并无外力阻碍，则必然马上导致行动。(De Motu, 701a10,EN. 1147a 27-31)
下面是一些亚里士多德提到的关于PS的具体例子：
（1）每个人都应当走路，
他是人
所以，他马上走路。(De Motu, 701a12-15)
（2） 我应该做善的事情
房子是善的
所以，我立刻造房子（这里原文结论中的主语是“他”。De Motu, 701a16-17）
（3.1） 我需要一件遮盖物，
一件斗篷是遮盖物，
所以我需要一件斗篷。
（3.2） 我所需要的我必须做，
我需要斗篷，
所以我做斗篷。
（3.3） 如果要做斗篷，我必须做A，如果要A，必须做B，所以我马上做B。(De Motu, 701a16-22)
（4） 我想喝东西
这是喝的
我马上就喝(De Motu, 701a32-33)
（5） 干的食物对每个人都是善的，
我是人，
这样一些食物是干的，
这是一种干的食物，
所以我将吃一些这个。(EN. VII, 1147a5-6)
这里有两处值得注意的地方。首先，不论这些PS的例子在逻辑上是否是效坚固的论证，仅在外形上的确与理论三段论非常相似。这些亚里士多德给出的例子都符合PS所要求的大前提涉及普遍项，而小前提涉及特殊，特殊项是属于普遍项的一个小类或个体，并且两者通过共同的中项连接起来，进而必然的推出某个结论。但要注意的是PS的结论不像理论三段论一样是一个命题，而是直接是行动。而它的必然性可能也不同与理论三段论中必然能得到结论一样。这里不能对PS的逻辑特征进一步详细展开，而是集中在这些具备三段论形式的实践推理是否能够与思虑相等同。
其次以上的例子中几乎没有涉及道德情景的，而只是广义上的关于衣食住行等的行动，亚里士多德称之为广义上的创制行为。而道德行为与这个创制行为的相似之处都是有着logos说明或解释其行为的，不同之处在于道德行为的目的蕴含在行动自身之中，而创制行为示意最后的创制成果（例如做成的房子，衣服）为目的的。[2]
从这些PS的一般要求以及这些实例子来看，思虑不具备这个功能实践推理这些特征。首先，思虑不涉及诸如“他是人”、“这是喝的”或者“这是甜的”等具体场景要素。此外，也是更为重要的， 思虑的最后是一个要做某个行动的命题式的决定而不是实践三段所要求的行动。所以它们应该是不同的。
但在下最后结论前我们再看一下（2）和（3）。（2）的大前提如果不在严格的义务论意义上理解这里的“应当”的话，它或许可以被改写成主体欲求的目标，小前提虽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手段，而是目标的一个子类，但也不是一个具体呈现在眼前的个别物，而是实现目标的可能性之一。实现这个小前提中也能（起码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大前提中欲望的目标。所以有人（如Wiggins等）就通过这种做法就把PS与思虑等同起来。我在这里并不排除思虑对象的手段可以广义上包含构成性要素，但（2）的问题其实可以归到（3）下面。如果能解释（3）中的问题，（2）的问题则得到同解。
例子（3）的有趣之处在于，亚里士多德似乎同时给出了PS和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我分别标记为了（3.1）、（3.2）和（3.3）。（3.1）与（2）有着相似之处，即小前提不是具体的感觉对象，而是实现大前提目的可能性之一。（3.2）同时也有着与其他例子类似的涉及普遍和特殊的PS模式，而（3.3）则是明显的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解释者在此也是发生了分歧，像米勒（Mele1981）认为这里很好的说明了思虑的目的手段模式背后面（或者底部）其实都是PS的模式。而库珀（认为思虑与PS不同）则直接把（3）这个例子作为例外排除在考虑范围内，因为这个例子似乎说PS需要通过思虑才能实现最后的行动。
其实，仔细审视（2）中的结论造房子，其实也同样可再次被分解为类似（3.3）的思虑形式，因为造房子不像走路、喝水那般是当即就能做完的，而是类似做衣服那样需要分解为不同手段、步骤来分步实施的。道德行为可能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比如一人要立即做还债这个正义行动，如果他手头就有足够钱还债，那他可以立即实行还债这个行动。但如果他没有足够的钱，还债这个行动对他必须被分解为帮别人修篱笆存钱等手段才能实现（此例子后半部分来自Ackrill 1980）。在后文我会论证其实一些类型地思虑过程（主要指实践智慧者的思虑），当其付诸行动时都会与PS形式结合起来，或者说（3.3）实施为行动，都需要PS的形式作为推动才能发生。形式（2）与（3.1）一样，是完整PS的一个部分而非全部，而这个部分直接体现了与思虑的紧密关系。一个完整的PS形式应该是类似例子（5）给出的。只不过这中间一些过于明显的前提在使用时会被省略。
对于其他例子的分析，我在后文中会陆续提及。现在，让我们来了解研究者们对此问题的更一般的观点。认为两者不同者都坚持思虑不能解释行动为何必然发生，而只有PS可以（像阿兰，库珀和考切力乌斯，然而阿兰还认为PS还是实践推理，而后两者则认为是心理过程而已）。认为相同者，则需要解释两个问题，首先，他们需要对思虑和PS的行动解释力作出相应的阐明，即在什么意义上理解PS的结论就是行动。其次，他们需要解释PS的演绎形式与思虑的目的手段模式如何兼容。尤其是其中表达欲求的大前提的普遍化和小前提涉及的特殊的具体要素与思虑不涉及具体个别物的问题。
2.争论概况
在这些问题的解释上学者们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这里介绍几个分别代表思虑与实践演绎是否等同的代表性的解释。由于我也是认为思虑与PS是不同的，但又有别于阿兰，库珀和考切力乌斯。所以，我首先分别概括他们的基本思想。
阿兰首先排除了PS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的。他反复强调PS是关于实践思想的分析。同时他也说，PS并不是行动之前的思虑过程，而是对行为本身的解释（332）。PS是“在行为中体现出的，而不是行为前的思想”（340）。从而，他把实践思想和寻找某个行动的思虑过程区分开来。
阿兰把大前提解释成愿望（boulesis）的表达。这愿望是出于习惯对善的欲求。所以PS的大前提不包含一个普遍的事实陈述，而更多的只是一个愿望或者对行动者自身的一个命令。小前提对应着大前提中愿望的相应的具体个体。PS的结论就是行动。所以阿兰认为，PS一方面是实践思想的分析，另一方面又可以解释行动发生的原因。
库珀同样不认为PS是思虑的表现形式，而是经过思虑而达到的行动的决定（prohairesis）与行动之间的连接要素。思虑是前于行动的，而PS则是连接行动的决定而和行动一起产生的（48,55， 此点与阿兰一致）。库珀把目的手段模型看作是典型的思虑模式，而仅仅只有演绎论证模式则可以解释行动产生原因。他强调只有解释行动原因的地方才有演绎论证，而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赋予思虑这种特征。与演绎的PS不同，思虑的最后并不是行动，而是一个命题，即一个可以实现目的的适当手段的确定。库珀强调，这个手段并不是单个个体（个体的确定是由感觉提供的），而是一个类（22ff）。而PS则存在于一个感觉行为中，行动者感知到当下适当的手段，从而使行动成为可能（46,52）。PS在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被亚里士多德设置成关乎行动的命题式的或概念化的推理形式，而只是一个心理过程（这与阿兰不同）。所以库珀并没把PS看作是真正严格的演绎论证，而看作只是一个类比[3]，通过对比理论推理的必然性来解释动物出于欲望和感觉而自身运动的必然性（54-5）。
考切力乌斯的观点与库珀接近。他认为的大前提是欲望对象，即善（the good）或貌似善（aparant good），而小前提则是感觉到的当前的东西可以来激活欲望，感觉是中项。考切力乌斯也认为PS前提间的关系不是概念性的或逻辑推理的，而只是动力因方面的。PS无关乎思想的具体内容或逻辑推演的形式特征。而仅仅是利用演绎论证的外表形式来说明运动的原因（173-7）。
认为思虑与PS在某种程度上相同的名单则要长很多。但这一派中间的具体观点也是分歧种种。有人认为PS的演绎模式是思虑的目的手段模型的（一种）表现形式，要理解目的手段模式必须从理解演绎模式入手。也有人认为演绎形式应该还原为目的手段形式才能理解PS。也有人不认为这两种区别是重要的。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只分别介绍三个派别的代表思想。
哈迪（Hardie 1968，1980）把PS解释成一种实现行动的实践思想。在这中间依法则或规则被应用到具体场景之中（240,248,254）。大前提是法则或规则，小前提是法则能被应用的具体场景的事实性的前提。为小前提负责的是感觉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结论是具体场景中如何行动的表述。这里的行动作为一种特定类型中的一个而应当被实行（241），所以PS的形式对于哈迪是演绎论证的形式。
与之相应的则需要解释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哈迪认为在ENIII关于思虑中并没有出现PS（242），但他也没有把PS与思虑分开（他批评阿兰的观点）。PS是思虑的一种表现形式，人们可以用推论的方式来表达整个思虑过程（244）。但同时，他也认识到有些大前提被看做是普遍法则是荒唐的（如，我需要一件衣服）。哈迪认为这些例子是PS的不完整形式，在确切的情况下规则应该被使用进来，关于这点这亚里士多德并没有说的太详细（246-7）。由此，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被哈迪弱化并归入了演绎论证的行列。他认为ENVI9 1142b22-26和VI12 1144a29ff，处所使用的演绎形式语词来讨论思虑过程是很好的例证段落。[4]
维金斯（D．Wiggins 1975）认为PS的演绎模式也必须想理解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那样，把大前提理解为是欲望的表述，而小前提则是对于实现欲望所必须的具体场景。（所以他也没有像Anscombe和Davidson那样明确区分这两种模式）。但他明确批评了PS的法则式的理解，认为这是与事实不符，违反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对待法则的态度的（230-1）。所以，与哈迪相反，他把演绎归入目的手段模型。但需要强调的是他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是工具性的。他对法则的批评也塑造了他对PS的自身理解。他强调小前提中指向行动具体场景的功能，尤其是感觉的角色（232ff）。感觉是具体行动情景中伦理上的决定性因素。（关于小前提的功能与法则的批评对比McDowell，1998,111ff）。[5]
肯尼（A. Kenny）认为PS是实践思考的一个推理形式，也是一个思虑形式和关于行动为什么的回答的推理形式（logos heneka tinos 114）。他看到这两种形式的不同，但认为并不重要（117-120）。肯尼认为PS的出发点是普遍的价值判断，即一个欲求善的表述，包括定义或者善的本性的其他特征。实践思想的进一步构成是目的的善性能够通过手段来实现，就是有效的手段也是善，直到行动者找到一个直接的可能手段（128,144），这也被肯尼当成为可能性的前提。他反对PS的心理学解释（128）。其结论他认为是行动的决定（prohairesis），而不是行动本身，但他也不排除行动作为可能的结论（123,127，142-3）。尤其是伦理意义上的PS的结论在很强的意义上蕴含着行动，而技艺层面的PS则比较弱（146ff，155）。
关于有些PS例子的大前提并不是普遍法则时（如我需要一件衣物），肯尼同样引入善这个前提来自圆其说。根据肯尼，PS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善，另一个是对于行动者可能的和适合的具体的行动方式的表达，来实现这个善（119-120）。这样他就很好的模糊了目的手段和演绎段落的界限。
从上面的争论可以看到，认为思虑与PS相同者面临的PS结论是行动的挑战，无非采用了这样一些策略：要么认为PS并非如理论科学中的三段论一般是严格的演绎模式（但也并非心理模式，而是把PS还原为思虑的目的手段模式），所以其结论也并不必然地从前提产生（如Santas，）。要么认为PS是演绎系统，并且将目的手段的思虑模式划归入演绎系统，但同时也认为结论不会从这种演绎模式中必然产生（如Mele）。还有坚持PS有其严格的演绎模式，并且PS结论就是行动（Anscombe1963）[6]，而致力与解释普遍大前提与欲求目的是如何结合和特殊物如何被思虑接纳的问题。
我在这里的立场是：首先，PS在形式上也是演绎模式（但是否是严格的逻辑演绎我会在别处专门讨论），它与纯粹的目的手段模式的思虑活动是不同的。认为两者相同者要么弱化了PS结论是行动的结论，要么忽视了PS小前提中涉及特殊个别物与思虑对象不能是个别物的冲突。但同时，我也不认同库珀和考切力乌斯那样把PS看作是仅仅通过感觉到的具体物来实现欲望目标的心理过程。我认为PS是对行动的一种理论解释，是通过演绎形式给出说理（logos）的过程。PS和思虑关系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又是紧密的，但也不是思虑和行动的联结，或者行动中的体现。所谓联系紧密是指，在一些情况下PS与思虑活动总是同时出现。思虑所要实现的目的需要PS的说明解释并将思虑所要实现的目的贯彻到具体行动中。而这种一方面要求解释，另一方面又要求贯彻到行动的双重功能也在客观上决定了PS有了与理论三段论类似的演绎形式，即，大前提涉及普遍（履行解释功能），小前提涉及特殊（贯彻所需要的具体要素），并且通过共同中项的联结，产生结论（将思虑的欲求目的贯彻到行动中）。
3.演绎而非思虑的PS
这一步部分我将论证，一方面PS的演绎模式是亚里士多德为求行动解释的必然效力而有意要求的，而其解释力都指向所谓的普遍的善（见第一部分，PS特征1和2）。另一方面，PS的使用上一些明显前提有可能会被省略，而这些省略形式是导致PS种种误读的原因之一。下面我将首先尝试勾勒PS的完整形式，然而在进入到PS在功能上为何必然诉诸演绎形式，并且与思虑形式又不能等同。
3.1.PS完整形式
首先，所谓PS形式只是指一个具体行动中所涉及的行动主体与行动事件的所有要素都要体现在大前提与小前提中间。所以大前提与小前提的数量是取决于行动发生时所涉及的所有具体要素的。从上文的几个例子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大部分大前提都明显的指向了某种善，每个人应当走路则预设着走路带来某种善，如健康。这里如果要符合de motu自身提出的标准的话，它们的大前提必然也是蕴含着某种善的，比如健康。这是哈迪和肯尼等人都正确看到的。但他们则过于仓促的把这种形式与目的手段的思虑形式等同了起来。其实，这些不完整的形式都可以构建成例子（5）类似的最为基本的PS完整形式。这里我们需要看一段（5）来自的原文：
有两类前提，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们在拥有两类前提下仍然做违反知识之事，他可以只使用了普遍前提而忽略了特殊前提，因为行动需根据特殊场景而决定的。而普遍前提中还有区分。一方面是关乎行动主体自身的，另一方面是关乎对象的。例如“干的食物对每个人都是善的”和“他是一个人”，或者“这样一些特征的食物是干的”。但是“这个是否是这类干的食物”，人们要么没有这个知识，要么没有运用这个知识。（1147a1-7）
这段文字告诉我们一个演绎形式，要根据这个演绎形式产生正确的行动，则必须对大前提和小前提有清楚的认识。在“所有干的食物是对人好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这个善好要与“我”发生关联，即推出“这个食物对我好的”甚至“吃这个食物”这个结论，则必须要有小前提“我是人”和“这样一类食物是干的”和“眼下这个就是干的食物”。关乎行动知道小前提是更为重要的，关乎为什么这般行动的解释，则大前提至关重要。而任何一个行动的解释都要求行动主体以及行动所涉及的对象能够合法地置入这样一个大前提中才可行。上面的例子其实都可以还原到类似（5）的形式。但由于像吃喝走路有益于健康等大前提，以及“我是人”这类小前提非常明显，所以在使用上往往会被省略，在推理过程中可能也会隐藏在我们的意识之下。
这里就可以解释例子（3）中争议，即（3.3）的思虑形式似乎告诉我们（3.1）和（3.2）这种PS的行动需要通过思虑才能实行。其实，（3.3）的欲求出现是经过（3.1）和（3.2）得到说明的。就是说，引导思虑的欲求目的可以得到PS的说明的。而思虑本身要付诸行动，同样需要感觉提供特殊要素使行动得以实现，而这特殊要素同样能进入PS的小前提。所以一个思虑要付诸行动都需要PS的解释说明与特殊的感觉要素才得以可能。关于道德情景的思虑更是如此，尤其这一点在接下来的部分将会得到说明。
然而，像例子（4）的大前提并不是一种普遍法则表述的某种善，而是一种动物性的基本欲求。“我想喝水”这种基本欲求与“每个人都应当在渴的时候喝水”的原则是不同的，起码侧重是不同的。如果说像（3.1）或者更为复杂的道德场景下我们的欲求背后潜藏着某些原则来给我解释为什么这种欲求是善的，但在最为基本的动物欲望层面激发的行动似乎不能够也不需要用这种普遍的原则来解释。如果前者是PS构成的基本形式，那么演绎形式就不能（如库珀和考切力乌斯），至少不能成为唯一的PS形式（如Allan，认为有两种PS）。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我会回应这个问题。
3.2.非思虑的PS
为了能够更清楚的分析思虑与PS的不同，以及两者如何紧密结合，这里需要分析两个来自伦理学中的文本。它们被哈迪、米勒等人当作是明显的文本证据来表明思虑与PS相同。
在EN第六卷，亚里士多德多处把思虑与计算推理（logismos）等同起来（1139a12,1141b12）。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计算推理的演绎形式。他在这里说：
能够无条件善于思虑的人也是能够根据推理（κατὰτὸνλογισμόν）而指向的那些对他最好的【目标】，而这是能通过行动能实现的。实践智慧不仅是关于普遍前提，而且还必须要认识特殊的前提。因为这是行动的，而行动关乎特殊的（前提，场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不知道，尤其那些不知道然而有经验的人，比那些有知识的人更善于行动。因为如果一个人知道白肉是易于消化和和健康的，但却不知道哪些是白肉，他同样也不能产生健康。但那些知道鸡肉是白肉的人，却更能够产生健康。(1141b12-20)
这里只是说能够进行好的思虑的人同样可以进行推理，并且这种推理一方面可以指向最好的目的，即某种善，另一方面还是还可以付诸行动来实现这个善。而并没有说好的思虑过程本身就等于PS。这里PS与不相等同起码可以帮我们避免或解释两个问题。首先，如果它们相等，那么这里很难解释“根据思虑就能够指向对人最好的善”。而思虑最后为何能通过一个具体的感觉要素来实现行动。因为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思虑特征，善作为目标是先于思虑而由欲望设定的，而不是通过思虑来发现的。而思虑的对象也不包括具体的感觉对象物。所以，要使相等可能，要么需要从新解释思虑的功能与对象，要么要修改这里的原始文本。但根据我的PS的解释，我们则既可以保留文本的自然读法，也不用修改思虑的基本特征。因为PS的大前提本身就是指向一个普遍善，是给予我们欲求目的的一个普遍化解释。而PS的小前提则通过指向具体感觉要素，普遍和特殊又有共同中项联结，通过实践演绎的方式将我们的思虑过程必然的付诸行动。
我们在通过引文中的这个例子来说明我的理论。引文中提供了这样一个PS的形式：
涉及普遍的大前提：白肉是健康的
涉及特殊的小前提：这些鸡肉是白肉
结论：吃这些鸡肉。
而这里涉及的思虑形式应该是：我想要健康（目的），而通过吃白肉可以实现健康（手段），所以我决定吃白肉。这里吃白肉的决定与知道哪些是白肉并不直接关联。只有行动实现的时候才需要知道哪些是白肉。一个能够包含思虑主体在内的完整的PS形式应该是类似例子5的形式：
健康对每个人都是值得欲求的善。
我是人，
白肉是健康的，
这些鸡肉是白肉，
我吃这鸡肉。
由于前提“健康是每个人欲求的善”和“我是人”对正常人来说几乎是自明的，所以在推理过程中往往会被省略，甚至可能不进入到我们有意识的推理层面。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需要类似“白肉是健康的”这种解释项，和感觉提供的“这是白肉”，而共同构成PS而产生具体行动。在一个复杂的道德场景中更加需要PS的演绎形式。还是以修篱笆还债为例。还债出于他对正义的诉求，做道德或正义的事情对他来说是高贵的。然而修篱笆之类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德性活动，他的修篱笆的欲求需要由德性人追求正义这个普遍前提来解释。
在ENVI 9，亚里士多德似乎更加明确地把好的思虑等同于某种思虑正当性，而这种正当思虑同样是表现为一种演绎形式。
好的思虑看上去是某种善，因为好的思虑是一种思虑的正确性。这能够获得善的东西。但是善有可能是通过错误的演绎推理而获得的（ψευδεῖσυλλογισμῷτυχεῖν），也可能是做了应当做的，但是没有通过正确的手段。其中项是错的（ψευδῆτὸνμέσονὅρονεἶναι）。所以这些都还不是好的思虑，因为根据它碰巧获得他该得到的，但是没有通过正确途径。(1042b20-26)
从演绎、中项这些术语词汇上看，这里所谓的好的思虑表现为一种与理论演绎有着共同形式的演绎形式，而且是一种正确的演绎推理。库珀(1975,45-6)认为这里只是类比意义上使用了这些术语，而非严格意义上的使用。这里其实我们不需要采用库珀的做法。在文本上亚里士多德说思虑的正确性可以获得善，而这种获得善需要通过行动，而行动的实施一方面需要对于该行动的解释，另一方面需要把特殊场景下的要素和这种解释结合起来。这样好的思虑所要实现的善就需要通过正确推理的方法。正确推理完成的任务是解释欲求目的的原因以及将思虑的可能性在实际场景中付诸行动。这里的好的思虑由于对于原因的诉求和对行动的倾向而与实践推理结合了起来。
这里的“推理”、“中项”等可以理解为逻辑术语。还是以上面的吃白肉而实现健康为例。假设我想要健康（因为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这种善），但是他认为吃红肉是健康的，小前提依然是“这是红肉”（错误中项）；或者他知道吃白肉能获得健康，但在小前提中他却找到了红肉（变换中项），并且在结论中吃了红肉碰巧也实现了健康。这里就是文中说的取得了目的，但通过错误思虑，中项错了。所以思虑目的的正确实现，必须要经过正确的推理形式捍卫才可以。而正确推理必须是满足两个条件：1大前提是某种欲求的善，这种欲求可以表述为一个涉及普遍知识的正确的大前提2小前提涉及特殊物，并且也是一个正确的命题（命题内容符合事实），并且保证中项与大前提一致以保证推理步骤都正确。前提正确推理过程错误和前提错误推理过程正确，都不能是能够进行好的思虑的人拥有的正确的实践推理。
我认为，这里提供了两个明显的文本来告诉我们在一些特殊的思虑状态，比如德性人的思虑如何与PS紧密结合的实例。因为实践智慧者或道德主体一定会把通过思虑所做出行动的决定贯彻到行动中（EN VI 2.1139a31-35处提到德性人的行动的决定是行动的动力因）。很好的解释了德性人的思虑与PS的紧密结合。
同样，在有些情况下，可能只有思虑但没有PS参与进来（如没有付诸行动），而有些情况可能是只有某种形式的PS但没有思虑参与进来（如在动物那里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存在理性思虑）。在德性人的思虑这里，他们所设置的目的都是道德上正当的，并且他们会给这些欲求目的寻找普遍化的命题以提高合法的解释。其次，他们的实现手段也会被放入实践推理过程中，只有保证感觉提供的小前提也正确，并且中项与大前提一致，才能正确的方式实现行动以实现最终目的。
3.3.非心理的PS
但是作为演绎的PS还需要面对例子（4）所体现出来的动物性欲望而激发行动的PS形式，而考切力乌斯认为这种反例支持了PS的心理解读。首先他认为，PS的最初提出是在de motu中为了解释一般动物运动的，在动物那里我们似乎很难找到演绎推理的能力。其次，在非健全的道德主体，比如意志软弱者那里，行动主体似乎置正确的演绎推理不顾，而服从基本欲望而行动。所以，这里正说明了PS并不能是严格的演绎形式，因为演绎形式并没有必然的导致行动，而只是通过感觉到的具体要素来实现欲望的心理过程而已。
首先，我承认考切力乌斯的PS关于动物运动解释的基本模型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动物著作里面提到灵魂的理性部分并不是动物运动的原因（PA641b5-10），但同时他也提到过思想和欲望同时推动运动（de motu700b15ff）虽然，这里的“思想”是包含感觉，想象，理性等一切认知要素的广义的“思想”，但这也同样给理性认知能力这种狭义的认知能力给解释人的道德行为留下了空间。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欲望型的还是演绎型的PS形式才是更为基本和优先的。如果承认前者，那么后者就不是，或不是唯一的PS。如果只承认后者那么前者就不能在严格意义上被理解为PS。如努斯鲍姆（1985，174,207）就认为PS应当是有意识的明确的对行动判断的陈述，低等动物只是在类比意义上拥有这种实践思维。
我在这里不想把低等动物欲求型的PS彻底排除，但是它作为最为基本的PS模型需要面临两个问题。首先它只是在动物需求意义上满足了PS大前提是一个普遍的善，而不能满足更为一般的要求。进而，它只是提供了动力因方面的解释，而在复杂的制作和道德场景中并不能提供为何如此行动的一般层面解释。而从下面的伦理学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解释道德行为的PS则是把动物性PS中的欲望经过了理性资源的加工，在此之上会形成一个普遍的信念而共同构成一个可以解释具有道德意识的主体为何遵守欲望行动的PS形式。这里同样体现了一个对一般的善的追求而形成的欲望。而如果把考切力乌斯的PS基本模型放到解释道德运动中，则能够解释单个行动发生紧密相关的当下的思虑状态，单一的欲望加适当的感觉，然后行动。但这种解释无法把我们的道德行为置入到亚里士多德式的追寻普遍善的目的论链条在中间。下面对于意志软弱的分析我们能够更好的看到，这种基本PS中的欲望到了具有实践思虑能力的人这里，也会有对普遍善作为原因解释的诉求。
意志软弱或者意志坚强者他们的德性状态相对于完全非道德者，更为接近真正德性状态。他们拥有发达的思虑能力，知道追求什么是善的目的，但还是会在这种情况下挣扎或者做出错误行动。[7]下面这段相关文本，其中提到由于遵循欲望而违反正确推理而导致意志软弱行为的发生。
1一方面那个信念是普遍的，而另一个则是关于特殊的，这是感觉所主导的。当一个信念从这两者中产生，那么灵魂一方面必然的会确证这个结论，另一方面一定会在创制活动中立即会付诸行动。例如，每个甜的东西都应当被尝试，而这是甜的，那么人们在能够行动并且没有被限制的情况下会立即行动。2当那个在我们中的普遍的信念阻止我们吃甜的时候，而另一个信念是每个甜的东西都是令人愉快的，而这就是甜的东西（这是一个当下活跃的信念），而正巧我们有这个欲望，一方面有一个信念阻止我们，而另一方面欲望这把我们引向目标（因为它们各自都能驱动我们）。以至于人们在理性和信念的影响下还产生意志软弱的行动。信念本身并不，而只是由偶然因素导致的——因为是欲望而不是信念——违反正确推理(1147a25-b3)
这是一段非常难于解释和理解的文字。第一部分告诉我们的是一个有普遍和特殊前提推出结论的PS形式。并且在没有外力或者内部其他相冲突的信念阻碍时，PS的结论是一定会变成行动的。引文第二部分告诉我们，当感官欲望与正确理性或信念发生冲突的情况下，有可能会产生意志软弱的情况。
很多人就利用这个意志软弱现象来说明，因为实践推理之后决定并没有实现为行动，而否认PS拥有演绎形式。这种观点表面上很有说服力，因为吃甜的行为是简单的感官欲望导致的，而不用诉诸任何推理过程。但这里感官欲求导致的行为也能构建出一种PS类型，对应避免吃甜的推理过程。
形式1:我想吃甜的
这是甜的,
所以我吃它。
这是与例子4同类型的一种PS形式。但我在前面论证说这是一种不完善的PS形式，因为他没有明确交代一个普遍的善。而这段文本明确给我们补充了一个可以解释这个表达欲望的大前提的普遍的善，即所有甜的都是令人愉悦的。一个更完整的形式应该是这样。
形式2:所有甜的都是令人愉悦的，
这是甜的,
我想要愉悦感
所以，我吃它。
这里虽然亚里士多德明确告诉我们欲望与正确推理和信念相冲突而致使意志软弱的行动产生，但同时他似乎告诉我们这个欲望的实现背后也蕴藏着使欲望信念化或者命题化表述成为一个三段论形式，即形式2。所以意志软弱行动也是有一个演绎形式的PS得以解释的，但并不是原初的那个涉及普遍知识和正确推理的PS，而是捍卫欲望的PS。但是我们不能够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欲望都能找到这样命题来为自己辩护，即把形式1扩展成形式2。在解释一般动物的运动的时候，他们的PS可能就是简单的形式1，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在de motu中提到了例子4。因为动物不需要也不能够将他们的欲望进行命题化的解释。仅有欲望和感觉（有些动物包括想象）就能驱动自己。
这种动物的PS形式被考切力乌斯当做是PS的最为基本的形式，在解释人的行动的时候也应该是欲望加感觉的PS结构。但人与动物的驱动机制可能在简单的动物性层面（如吃喝等活动）有着相同结构，但是在伦理环境中这样的驱动机制可能不是根本的了，而是需要思想也参与其中的了。
至此，我力图证明了PS是亚里士多德要求的一种演绎形式来说明行动的原因。这种演绎形式和思虑的目的手段形式是不相等同的。但是在道德行动或者接近道德状态的行动时的PS与目的手段的思虑形式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道德主体对普遍善的欲求所导致。而在动物那里的PS的非演绎形式其实是在缺乏普遍善的诉求下而导致的演绎形式的一个不完整形式。从这中不完善形式到完善形式的过渡是理性能力对于普遍善的追求和捍卫而自然推动的。当然，亚里士多德对于演绎形式PS的诉求，是否真的能够完成他所要赋予必然地解释行动发生的功能，则另当别论。我这里所证明的只是亚里士多德的这种诉求。同时，这里的PS演绎形式是否能够像理论科学的三段论推理那样具有逻辑必然性，这里并有被详细考察。如果我们能够证明PS能够像理论三段论那样真的能够必然的导致结论，那么对于亚里士多德赋予PS的演绎形式与行动解释功能是一个正面确证。所以对于PS的逻辑特征的研究也是重要和必须的。
参考文献：
Allan, D.J. 1955. The practical syllogism. In:Autour d’Aristote. Recueil d’études de philosophie ancienne et médiévale offertàMonseigneur A. Mansion.Louvain: Publications Universitairesde Louvain.
Ando, T. 1958.Aristotle’s Theory of Practical Cognition. Kyoto: Published by the author.
Anscombe, G.E.M. 1963.Intention.Oxford: Blackwell.
Anscombe, G.E.M. 1965. Thought and Action in Aristotle. In: Bambrough, R. (ed.).New Essays on Plato and Aristotl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Barnes, J. 1977. Aristote dans la philosophie anglo-saxonne.Revue philosophique de Louvain 75, 204–218.
Burnyeat, M. 1978. Rezension zu: J. Cooper, 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Philosophical Review 87, 102–105.
Burnyeat, M. 1981. Rezension zu: M.C. Nussbaum, Aristotle’s De motu Animalium.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63, 184–189.
Charles, D. 1984.Aristotle’s Theory of Action. Oxford: Duckworth.
Clark, Ph. 2001. The Action as Conclusion.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31, 481–506.
Cooper, J. M. 1975.Reason and Human Good in Aristotl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Corcilius, K. 2008.Praktische Syllogismen bei Aristoteles.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Philosophie 90/2.
Davidson, D. 1980.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Oxford: Oxford UP.
Etheridge, S. 1968. Aristotle’s Practical Syllogism and Necessity.Philologus 112, 20–42.
Grant, A. 1874.The Ethics of Aristotle. London: Longmans.
Hardie, W.F.R.1968.Aristotle’s Eth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Joachim, H. H. 1951 Aristotle, the Nicomachean Ethics: A Commentary. Greenwood Press.
Kenny, A. 1966. The Practical Syllogism and Incontinence.Phronesis XI, 163–184.
Kenny, A. 1979.Aristotle’s Theory of the Will. London: Duckworth.
McDowell, J. 1998. Some Issues in Aristotle’s Moral Philosophy. In: Everson, S. (ed.).Companions to Ancient Thought 4. 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P.
Mele, A.R. 1981. The Practical Syllogism and Deliberation in Aristotle’s Causal Theory of Action.New Scholasticim 55, 281–316.
Modrak, D. 1976. Aisthesis in the Practical Syllogism.Philosophical Studies 30, 379–391.
Mothersill, M. 1962. Anscombe’s Account of the Practical Syllogism.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71, 448–461.
Muller, A.W. 1982.Praktisches Folgern und Selbstgestaltung nach Aristoteles. Freiburg/Munchen:Alber.
Nussbaum, M.C. 1985.Aristotle’s De Motu Animalium.Text with Translation, Commentary, and Interpretive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P
Price, A.W. 2004. On the so-called Logic of Practical Inference. In: O’ Hear, A. (ed.).Modern Moral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Santas, G. 1969. Aristotle on Practical Inference, the Explanation of Action, and Akrasia.Phronesis XIV, 162–191.
Sherman, N. 1989.The Fabric of Character: Aristotle’s Theory of Virtue. Oxford: Clarendon.
Von Wright, G.H. 1963. Practical Inference.Philosophical Review 72, 159–179.
Wiggins, D. 1975. Deliberation and Practical Reason.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76, 29–51. In: Rorty, A.O. (ed.). 1980.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Press.
[1]如Kenny（1979,111-2）指出的，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使用所谓“PS”这个术语，而只是说关于实践或行动的三段论或推理。而关于这里的三段论是否能理解为严格的逻辑术语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但国外学界普遍接受用所谓practical syllogism来指称这种关乎实践的思考方式。我在此继续沿用这种称谓，同时又保留其是否能够被理解为严格逻辑术语的开放性。
[2]参阅EN VI 4和5中关于技艺是一种伴随真logos的创制状态，以及实践智慧是伴随着真logos的行动状态的定义（1140a20-1, b20-1）而实践智慧者又是能够利用自己的推理（syllogism）来为具体道德场景找到合适的行动的。
[3]Etheidge1968，一样也认为PS只是在类比意义上使用了三段论这个词，而并不具有真的三段论推理的必然性，34-41。
[4]类似的观点见Mele 1981。他论证，目的手段模型是以演绎推理的方式来呈现的，也即是说，各个手段是通过其他的演绎论证获得的（312-316）。他强调deliberative PS的原因解释功能，认为大前提仅仅是一种力强有力性forcefulness，行动者由此而产生欲求，如果手段合适，那必然导致行动（310-1）。但Mele并不认为PS的结论就是行动，而只是对前提的认同。还有另一个把PS归为演绎模式的重要代表是Davidson1974。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实践理性是演绎性的（97）。Ps的基本形式是行动者把欲望（大前提）和相应的信念（小前提）与某种可欲求的行动方式联系在一起。结论也是包含在行动中。
[5]这一派的另外几个代表是Nussbaum和Santas。Nussbaum 1985认为PS是解释说明思虑过程的。同时，通过欲望和信念的分析也具有行动的原因解释效力。信念是行动者的洞见，欲望的实现必然要求某个行动方式。如果行为者没有把诸如下的思虑（我想要健康，如果想要健康，我就必须喝掉这里的药付诸行动，那他一定是要么受阻与外在原因，要么我们必须追问他的认知或欲望的真诚性和持久性（178）。她的这种解释受von Wright的实践必然性解释影响很大。而G．Santas 1969也同样认为演绎论证是伪装起来的目的手段论证，168。
[6]Anscombe 1965，虽然还是认为思虑与PS的等同，但是原来认的PS结论就是行动的必然性则被她放弃了。
[7]还有一种非道德的、不是关乎行动，而是关乎创制的一般的技艺状态。这种情况下的技艺思虑也能转化成关乎技艺PS形式。因为技艺也会涉及到一般层面的普遍知识和特殊情况结合的解释问题。但这里篇幅所限，不能详细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