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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敏里

《泰阿泰德篇》152D-E与泰勒斯新诠

日期:2019年07月04日 13:28   浏览次数:    作者:聂敏里    编辑:张敏

【摘要】学者们已经习惯于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解释来理解泰勒斯那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万物的本原是水”。但是,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D-E的一段论述,却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向我们提供了对于泰勒斯的这一思想的一个完全不同的理解。在那段话中,柏拉图正确地指出,几乎所有的早期思想家,只除了巴门尼德,都声称世界处于永恒的流变之中。鉴于在迄今为止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中,从来没有一个研究者想到将柏拉图的这段话同泰勒斯的思想联系在一起来理解,本文便从文本和相关材料分析出发做了这方面的尝试,并对人们长期以来普遍接受的亚里士多德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诠释传统的内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后柏拉图,流变,亚里士多德传统,隐喻

A Notable Passage in Plato’sTheaetetus152D-E

Concerning Our Understanding of Thales’ Thought

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有一段关于前苏格拉底哲学的话,人们很少注意,尤其更少有人想到它同泰勒斯哲学的关联。[1]

确实,在传统上,人们对泰勒斯哲学的理解是受到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的解释的影响,我们所拥有的绝大部分有关泰勒斯的哲学资料是由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学派以及受他的学派著作影响的古代文献学家提供的。人们知道这样一种资料来源的片面性,想要寻求在亚里士多德传统之外的新的资料,并且希望在柏拉图那里获得。因为,假如古希腊哲学能够以“前柏拉图”和“后柏拉图”这样的字眼来进行划界的话,那么,显然,亚里士多德是工作在“后柏拉图”的哲学视野中的,对于他来说,继续柏拉图所做的对世界的存在论式的解释,赋予世界以一个清晰的逻辑结构,就是他的哲学工作的主要目标。他在他的逻辑学著作中、物理学著作中和形而上学著作中实现了这一任务,并且,在他所尝试进行的对在他之前的哲学史的论述中,他也运用了这种存在论的和逻辑学的观察眼光。从而,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种后柏拉图式的哲学视野是否是诠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合适的视角,同时,人们寄希望于在柏拉图那里发现一种不同的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描述和诠释。

因为,假如说亚里士多德在哲学上是通过柏拉图来理解前苏格拉底哲学的,那么,柏拉图却是直接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开始他的哲学研究的。因为,人们知道,柏拉图同毕达哥拉斯学派、同赫拉克利特学派的密切关系,也知道他的哲学同巴门尼德哲学的渊源。从而,对于柏拉图来说,如何摆脱前苏格拉底的宇宙生成论的传统,按照巴门尼德和苏格拉底的方式,形成一个不是以生成和变化、而是以不变的存在来理解世界的新哲学范式,就是他从事哲学思考的一个主要的工作。在这个意义上,他与之搏斗的就是前苏格拉底的形形色色的从生成和变化的角度来说明世界的宇宙生成论,而由此,无疑,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了解就是直接的,相较于亚里士多德透过一种后柏拉图的存在论传统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了解来说,就更为原本、更为真实。[2]

但是,正如研究者们所普遍抱怨的,柏拉图不是一个忠实的思想史的记录者[3],他对前苏格拉底哲学的直接引用很少,更多的是采取转述的方式,而这种转述又往往是同他自己的哲学思想糅合在一起的,并且由于是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作为他自己的哲学的直接的对手,从而在对话文体的叙述中就难免不带有一些不严肃和嘲讽的味道,这更进一步影响了他的转述的可靠性。正是这些原因,决定了柏拉图所能提供给我们的有关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有价值的材料既少又成问题。翻检有关前苏格拉底的资料,柏拉图所提供的又有多少呢?而同泰勒斯有关的,除了《泰阿泰德篇》中所提到的人人皆知的泰勒斯掉入井中的故事外,还有什么是柏拉图所提供的呢?

但是,正是在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中,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和前苏格拉底哲学有关,而这进一步又同我们对泰勒斯哲学的理解有关。这段话在《泰阿泰德篇》的152D-E中,柏拉图在那里这样说:

我要讲一个并非微不足道的道理,即,不仅作为其自身的一本身绝不存在,而且你也不可能正确地说出某个东西和某种性质,而是,当你说它大,它将显得小,当你说它重,它将显得轻,万物皆然,所以,无一物是一,也无一物是某个东西和某种性质;而是从运动、变化和彼此的混合中生成了一切我们虽然称之为存在但实则讲得不对的东西;因为,无物曾在,而是永远在生成。并且,在这个上面,所有前后相继的智慧的人们,只除了巴门尼德以外,都走到了一起,普罗泰戈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以及两种诗艺的任何一种中的那些杰出的诗人们,喜剧像埃匹哈尔莫斯,悲剧像荷马,后者说:‘俄刻阿诺斯是众神的起源,泰祖河是众神之母’,由此他便宣布了万物都是流动和变化的后代。[4]

显然,从上下文来看,柏拉图这段话是针对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的,是为了他反驳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的在他看来是相对主义的认识论服务的。但是,显然,柏拉图的这段话又不限于普罗泰戈拉和赫拉克利特,而实际上是针对几乎所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只除了巴门尼德。因为,在上面,在说了那个概括性的断言“无物曾在,而是永远在生成”之后,柏拉图明确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上面,所有前后相继的智慧的人们,只除了巴门尼德以外,都走到了一起,普罗泰戈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以及两种诗艺的任何一种中的那些杰出的诗人们,喜剧像埃匹哈尔莫斯,悲剧像荷马,后者说:‘俄刻阿诺斯是众神的起源,泰祖河是众神之母’,由此他便宣布了万物都是流动和变化的后代。”(重点系我所加)显然,在这段话中,假如我们仅仅注意于柏拉图点到名字的人,那么,我们的理解就过分拘泥了。实际上,引起我们重视的倒是“所有前后相继的智慧的人们”这一句话,正是这句话表明,在柏拉图看来,那种认为世界永远处于流动和变化之中的观点是所有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们所持有的,只除了巴门尼德。而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结论,那么,显然,泰勒斯毫无疑问也就应当处于持有这种观点的哲学家之列,尽管柏拉图并没有点到他的名字。

这样,我们就至少获得了一条间接和泰勒斯有关的材料,这条材料尽管不是直接的引用,甚至连明确地提及都没有,但是,由于它的那种全称性质的论述,就将泰勒斯笼摄于内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的不是对某一局部性的、微不足道的思想的论述,而是对整个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根本思想特征的论述,从而,它也就自然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泰勒斯哲学的关键。而正是这一点是重要的。

因为,长期以来,人们对泰勒斯哲学的理解,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的诠释的影响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一开始,基于他的在《物理学》中形成的有关事物本原的四因理论(参见《物理学》Β 3以下,及《形而上学》Α 3, 983a24-983b7),对泰勒斯那个重要的命题“万物的本原是水”从质料因的角度做了这样的解释:

那些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人,绝大多数把质料类的东西认为是万物的唯一的本原;因为那一切存在者出自于它而存在,最初从它生成,最终毁灭又归于它,实体保持着但在性状上却变化着的东西,他们说这就是存在者的那个元素和本原,并且因此他们认为,既没有什么东西被生成,也没有什么东西被毁灭,因为同一种本性永远保持着,……因为必须要有某种本性,或者一个,或者多于一个,其他东西从中生成,而它却保持着。虽然关于这类本原的数目和种类大家说的并不一致,但是泰勒斯,这种哲学的开创者,却说是水(因为他声称就连大地也在水上),也许他得出这一主张是由于看到万物的营养是湿润的,而且热本身从其中生成并靠它生存(而万物从中被生成的,这就是万物的本原),他得出这一主张既是由于这个,也是由于万物的种子具有湿润的本性;而水是湿润的东西的本性的本原。(983b7-28)

显然,正是基于这段话,哲学史获得了有关泰勒斯的“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哲学命题,但也正是基于这段话,“水”这个被泰勒斯提出来用以解释世界的根本原则,在这里被从存在论意义上的本原和元素的角度做了理解,而这也就是说,被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持存物做了理解。它之所以是万物的本原,按照亚里士多德这里的解释就是,万物从它生成、又毁灭归于它,它是万物的作为质料的持存性的因素。而亚里士多德对此的唯一的谴责就是,他没有想到其他一些在解释事物的生成上同样重要而且必要的因素,他把万物仅仅归结于水了,并且仅仅基于水作了解释。

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解释是强有力的,它基于他的成熟的哲学思考、他的关于事物生成的高度思辨的理论模式[5],人们很难不受到他的这一解释的影响,而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了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的后人们,要拒绝他的这一解释、甚或自觉地对他的这一解释产生疏离感,则更加困难。从而,情形就是,只要人们想到泰勒斯的这个命题(请注意,甚至“万物的本原是水”这个命题本身也是具有高度误导性质和亚里士多德特点的),人们便很自然地从元素、本原、质料、持存物的角度来理解,把泰勒斯的“水”想象为类似于后来恩培多克勒的水、土、火、气四元素的一种物质元素,或者一种永恒的质料类型的存在。

但是,现在,从柏拉图的这段话出发,人们就可以发现,我们完全不必从元素或质料的角度出发来理解泰勒斯的“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命题,相反,正如柏拉图在这里通过对荷马的“俄刻阿诺斯是众神的起源,泰祖河是众神之母”这句话的诠释所启发的,我们不需要把这里的“水”想象为是一种物质实体,而是可以理解为一种象征,正像说“俄刻阿诺斯是众神的起源,泰祖河是众神之母”不必被理解成是在讲万物由之生成、而毁灭后又归于它的那个本原,而是要隐喻地表明万物的本性是流动和变化,同样,说“万物的本原是水”,也不外乎这个意思,“水”在这里构成了对万物的流动的本性的一个隐喻,或者说,构成了对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的世界的一幅图像,它所要表达的仅仅是,万物像水一样处于不断的流动和变化之中。

事实上,在这里,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恰恰亚里士多德本人在谈到泰勒斯的上述同一个段落中,也惊人相似地引用了出自荷马的这句话,只不过对之做了和柏拉图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这样说:

而有一些人他们认为,那些古代的、在现在世代之前很久第一批进行神学思考的人们,关于自然也这样主张;因为他们让俄刻阿诺斯和泰祖河成为生成的父亲,而且众神的誓言就是水,即诗人们所谓的斯图克斯河。因为,最尊贵的就是最古老的,而誓言是最尊贵的。关于自然的这一意见本身是否碰巧是一个开端和古老的,这可能是很不清楚的,然而,泰勒斯据说关于第一原因便是这样主张的;……(983b28-984a4)

假如我们认定,在这段话之前的那段话是亚里士多德本人依据自己的本原理论对泰勒斯的思想所做的解释,那么,这里的几乎是另起一段的“而有一些人他们认为”则显然表明亚里士多德在引述另外一种和他的理解不同的、在他之前的对早期思想家思想的解释,而正是在所引用的这个解释中,荷马的那句话被以转述的形式做了表达,并且明确地和对泰勒斯的思想的理解联系在了一起。这说明了什么?一个合理的猜测就是,荷马的这句话在柏拉图的学园中就是被作为同泰勒斯有关的材料来被使用的,而如柏拉图对这则材料的运用所表明的,在柏拉图看来,这则材料进一步证明了泰勒斯之所以将水作为万物的本原,是就万物的流变而言的。而亚里士多德在这里运用这则材料来对泰勒斯的思想进一步做解释这一事实则表明,亚里士多德接受了这则材料同理解泰勒斯思想的关联,但是却做了完全不同方向的理解。因为,十分明显,亚里士多德虽然说这是“有一些人”的观点,但是,却依然是从他的本原学说的立场出发来运用这则材料的,同时,认为这则材料仅仅表明了“水”的作为万物开端的地位,它是古老的,因此才被泰勒斯作为万物的本原。但是,正是这样一种明显可观察到的对同一则材料的理解和运用上的不同,倒是以再清楚不过的方式向我们表明了至少如下两点事实,即:第一,我们不必非得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模式来理解泰勒斯的“水”,而是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的、完全不同的理解方式;第二,确实存在着这则材料同泰勒斯思想本身之间的基于理解上的某种关联,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152D-E中对这则材料的运用则同样有可能是指向泰勒斯的。

这样,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一开始的这段话便显示出了它特殊的价值,它不仅仅为我们提供了泰勒斯“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命题和对这一命题的流行的解释,而且在隐含的层面几乎是以外证的方式向我们至少暗示了,柏拉图《泰阿泰德篇》152D-E就其所运用的材料而言也很可能是同泰勒斯相关,它可以被用来理解泰勒斯的思想。从而,即便我们从严格文献学和考据学的角度承认,这里的证据是弱的和无论如何是猜测性质的,但是,仅仅基于这一弱的证据我们便可以合理做出的一个推论却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152D-E中对早期思想家(只除了巴门尼德)的思想所做的一个根本的概括,确实并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道理,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传统的有关前苏格拉底思想的解释,而其中必然包括泰勒斯。

这样,现在,假如我们从柏拉图的这一解释方案出发,那么,泰勒斯和其他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思想上的一致性就非常明显了。例如,他的这一观点和赫拉克利特说世界处于永恒的流动和变化之中的观点就没有什么根本区别,而这样一来,泰勒斯作为这一传统的开端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就是非常恰当的。但是,显然,假如我们从亚里士多德的角度来理解,泰勒斯在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中的位置就会显得非常地奇怪。因为,我们说,从不变的存在的角度来理解万物,是巴门尼德以后的观点,而更进一步地,从元素的角度来理解世界的生成和变化,这只有在恩培多克勒和阿那克萨戈拉以后才有可能,而这无疑又是完全依赖于巴门尼德所开创的那一存在论的新传统的。因此,如果要说泰勒斯作为最初进行哲学思考的人,在一开始就已经这样来思想世界了,这就会是非常奇怪的。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泰勒斯仅仅只是观察到了变化,提出了变化,但是还根本不可能对变化进行任何后来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分析。

此外,我们也很难说泰勒斯是从单纯质料的角度来提出他的“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命题的,因为,显然,能够从质料的角度来对世界进行思想,这也绝对不可能是哲学开端的事情,这实际上已经是一种比较发达的哲学思维了。严格地说来,只是在柏拉图那里,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以及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中,质料和形式才作为一对对立的概念被从生成中分析出来,并由以作为生成的基本构造。因此,像把水等解读成为基质、载体、原始物质等等,不过是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读入泰勒斯的思想中去。

同时,我们也知道,正是在《物理学》第一卷中,为了解决变化是如何可能的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变化必然有一个变化的主体,这个主体本身是不变的,显然,正是这个思想支配着亚里士多德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早期思想家的思想[6]。但是,很可能,对于早期思想家来说,他们主要的问题并不是变化是如何可能的,而是:第一,接受和承认变化,第二,研究和把握变化之道。显然,按这一方式来理解,最自然不过的就是将水理解为对世界变化的一个总体的象征性的表达,而阿那克西曼德的“无定”则无疑就是对世界变化的一个根本性的断言。然后,在此基础上,我们看到,阿那克西曼德初步讨论了变化之道,而在其中基本的就是对立物彼此之间的对立斗争的原则,这个原则进而在赫拉克利特那里被凝结为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而赫拉克利特的火当然同样可以视为像泰勒斯的水一样是对世界变化的一个总体象征,而且当然是一个内涵更为丰富的象征,因为其中包含了对立物斗争的原则,而这是“水”没有包涵的。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亚里士多德传统对泰勒斯哲学核心命题的解释肯定是不对路的。它不仅没有正确地揭示出泰勒斯这一命题的真实意旨,而且还模糊了泰勒斯作为第一位哲学家的性质。[7]我们看到,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长期以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亚里士多德对泰勒斯的思想的这样一种实际上是晚出的存在论的解释,从而,在对泰勒斯思想的哲学理解中,人们就总是不得不面对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这就是,究竟应当将泰勒斯看成是第一位哲学家,还是第一位科学家。对于泰勒斯“万物的本原是水”的命题,人们通常就是从科学命题的角度来理解的,以至于做这样理解的人们就会陷入这样一种奇怪的矛盾之中,这就是,一方面说这是一个就科学而言错误的命题,另一方面又说这是第一个科学的命题,它企图对世界作一个科学的断言。[8]同时,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近几年有关泰勒斯,甚至其他两位米利都哲学家的研究中,研究者甚至放弃了对他们的哲学的研究,而从科学思想和科学命题的角度来研究他们的有关思想。例如,在C. C. W. Taylor所主编的《劳特里奇哲学史》第一卷“从开端到柏拉图”中,Malcolm Schofield便主要是从他们的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米利都学派的思想的。[9]而在由Victor Caston和Daniel Graham所主编的Presocratic Philosophy一书中,Stephen White所尝试解释的就是泰勒斯的天文学思想[10]。这样,看起来,仿佛学者们已经认为关于泰勒斯的哲学思想没有什么更多可说的东西了。但是,显然,所有这些研究者的工作都是在亚里士多德及其学派诠释传统的影响下进行的,他们从未想到可以从一种完全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诠释传统的角度来对泰勒斯的思想加以理解,而这正是由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所提供的。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152D-E中所间接提供的对泰勒斯思想的一种哲学理解的重要性,这不仅因为它和我们长期习惯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传统是不同的,而且因为它较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更古老,从而更有可能触及泰勒斯哲学思想的真义,并且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他确凿地树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宇宙生成论传统的伟大开端。

参考文献

Plato,Theaetetus, Plato Volume V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23, Translated by Harold North Fowler, 1921

Aristotle,Physics, Volume I, Books 1-4, Aristotle Volume IV,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28, Translated by P. H. Wicksteed, F. M. Cornford,, 1957.

Aristotle, Metaphysics, Volume I, Books 1-9, Aristotle Volume XV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71, Translated by Hugh Tredennick, 1933.

Kathleen Freeman,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ompanion to Diels,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6.

G. S. Kirk, J. E. Raven and M. S. Schofield,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A. A. Long, ed.,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Victor Caston and Daniel W. Graham, eds.,Presocratic Philosophy, Ashgate 2002.

C. C. W. Taylor, ed.,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 Vol. 1: From the Beginning to Plato, Routledge, 1997.


[1]例如,在Kathleen Freeman的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ompanion to Diels,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一书中,他讨论了从柏拉图而来的有关泰勒斯的资料,并且这样说:“柏拉图讲了他在研究星辰时掉到井里的轶事,并且引了他的话,‘万物充满了神’,而没有给出他的名字。”(p.49,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66)。所以,很明显,Freeman没有认识到152D-E的价值。另外,在G. S. Kirk, J. E. Raven and M. S. Schofield(以下简称KRS)所著的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中,152D-E这段话是作为有关荷马的材料出现在第一章“哲学宇宙论的先驱者”中的(参考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second edition, p. 14-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在这里,很自然地,我们可以想起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所曾经提到的那场巨人的战斗(参见《智者篇》245E以下,另请参见242C以下)。他的描述表明,柏拉图是非常熟悉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不同的学说的,尤其是有关伊奥尼亚学派和意大利学派。

[3]例如,KRS说:“柏拉图在他的所有资料来源的引文中的随意性是众所周知的;他常常把引文和转述混在一起,而且他对他的前辈的态度常常不是客观的而是幽默的或者调侃的。”(同上书,p.1)Jaap. Mansfeld也说:“总之要注意,我们在柏拉图那里所拥有的并不是学述(doxography)而是一种形式的对话,那构成他的说明的基础的多少有些严格的体系是在想象的有教养的人之间的对话过程中得到表现的,而不是作为一篇系统的论文的构成成分。”(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chap. 2, p. 27, edited by A. A. L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据Loeb本古希腊原文直接译出。以下涉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文均同。

[5]我们要了解这个理论模式是怎么被提出来的,就需要到《物理学》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去寻找,因为正是在那两卷中亚里士多德对生成和变化进行了“哲学”分析,并且对自然的本原做了基于四因的探究,而其中含有怎样的巴门尼德以后的思想因素,也是一目了然的。

[6]这正具体地体现在《物理学》第一卷第4章中,正是在那里,我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基于他通过批判而改造过的巴门尼德的存在论,第一次对早期思想家的关于生成和变化的宇宙论的思想做了一个高度概括的表达,而这个表达显然就构成了他在《形而上学》第一卷第3章中理解泰勒斯思想的基础。(参见《物理学》Α 4, 187a11-26)

[7]例如,Stephen White这样说:“几乎所有人都一致认为,泰勒斯是第一个前苏格拉底者。但是,许多人一直不情愿称他作第一个哲学家。众所周知,亚里士多德宣称它是‘这种类型的哲学的奠基者’。这一限定是关键的,它将亚里士多德的宣称限定在有关自然变化中的物质性实体的理论上。这样,他所说的泰勒斯所奠定的东西便更多地接近于科学,而不是接近于今天绝大多数人称作哲学的东西。”(‘Thales and Stars’,Presocratic Philosophy, edited by Victor Caston and Daniel W. Graham, p. 3, Ashgate 2002)

[8]参见例如Panchenko, D. (1993), ‘Thales and the origin of theoretical reasoning’,Configurations, 3, pp. 387-414。在那里,他仍然不得不对这一问题加以讨论,并且得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观点,即,泰勒斯提出了“自然科学史上第一个理论性的假设(万物是水的变形)”和“哲学史上第一个普遍原则”(p. 398)。

[9]参见Malcolm Schofield, ‘The Ionians’, pp. 47-87,Routledge History of Philosophyvol. 1,From the Beginning to Plato, edited by C. C. W. Taylor, Routledge, 1997.

[10]参见Stephen White, ‘Thales and Stars’, pp. 3-18.

来源;《哲学门》总第二十四辑,第十二卷第二册,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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