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摘要：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一直是现代学界的研究热点，关于其写作要素的争论此伏彼起。本文试图证明，应诺拉的保林和阿利比的邀请，奥古斯丁开始下笔写做《忏悔录》，以自己的个人成长史来具体演现其初步成熟的恩典神学，以摩尼教徒、多纳图派和大公教徒为写作对象，在反驳、训诫和教导中实现荣神与益人的写作目的。虽然《忏悔录》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但奥古斯丁在取材和解释过往事实上并不存在着任何虚构。

关键词：奥古斯丁《忏悔录》写作要素

Abstract:Augustine’sConfessioneshas always been the hot topic of contemporary academic research. Given so many controversies on its various elements of writ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rgue that, on the invitation of Paulinus of Nola and Alypius, Augustine started writingConfessionesas he made use of his own story to demonstrate his rather mature theology of grace. The target readers would include the Manicheans, the Donatists and the Catholic Christians. In the writing, Augustine wished to glorify God and edify people in his refutations, admonishments and teachings. AlthoughConfessioneswas not an autobiography in the modern sense, Augustine never invented any fiction while selecting and interpreting his past experiences.

Keywords:AugustineConfessionesElements of Writing

与《论三位一体》（De trinitate）和《上帝之城》（De civitate Dei）一起，《忏悔录》通常被看作奥古斯丁神学三部曲的第一部，是从个体成长史的角度来认识“上帝与灵魂”（Deum et animam）。[1]作为奥古斯丁的第一部长篇作品，《忏悔录》的写作始于397年，最晚成书于401年，前九卷写成于397年，后四卷则陆续完成。[2]在近世的奥古斯丁研究中，《忏悔录》是得到最多研究的作品之一。[3]

汉语学界对《忏悔录》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主题，如时间、创造、皈依和语言等，而要为全面深入的研究扫清门径，我们有必要先行考察这部作品的写作情况，从外围清除可能的障碍。当前学界争论较多的是，奥古斯丁下笔写作时的境况是怎样的，什么激发了他去回忆自己的前尘往事；行文中多次提及的可能读者包括谁，他如何训诫和教导了他们；忏悔一词究竟何意，其目的又是何为；前九卷的历史叙事是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所回忆的过往是否是历史事实，无所杜撰。

要全面回应以上争论，显然绝非易事。有鉴于此，本文就试图简要考察《忏悔录》写作的各个要素，从写作缘起、对象、目的、体裁和历史真实性等方面，以力求表明：《忏悔录》是应朋友之邀而开始布局谋篇，以摩尼教徒、多纳图派和大公教徒为写作对象，在反驳、训诫和教导中实现荣神与益人；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但在取材和解释过往事实上并未添枝加叶。

一、缘起：“在爱与谦逊之间”

在391年，奥古斯丁访问北非的希波城，期间被强举为当地大公教会的司铎；到396年，奥古斯丁正式升任希波大公教会的主教；从397年，时年43岁的新任主教奥古斯丁开始下笔写作《忏悔录》，四年后完成全书。其中，第1至9卷叙述了奥古斯丁从出生到387年皈依受洗的三十三年间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第10卷探讨记忆问题，第11卷探讨时间问题，第12和13卷则第三次注释了《创世记》1-2章。[4]

面对前九卷的历史叙事，我们肯定会追问，奥古斯丁为何突然去回忆自己的前尘往事，却又使时间界限止步于十年之前的皈依受洗，对此后和当前的神职生涯鲜有提及。对于写作的缘起，《回顾篇》2.6.1仅仅简短介绍了写作内容，《忏悔录》中也没有给出直接回答，只是并非题献给某位人物的作品。然而，从与朋友诺拉的保林（Paulinus of Nola）的通信中，我们却可以得窥端倪。

在394年冬天稍前，意大利诺拉城的司铎保林回信给时任北非塔格斯特城（Thagaste）主教的阿利比（Alypius），是为《书信》24。[5]从中可以得知，阿利比事先给保林寄去了奥古斯丁驳斥摩尼教（Manichaeism）的三本五卷作品，包括《论大公教会的生活之道与摩尼教的生活之道》（De moribus ecclesiae catholicae et de moribus Manichaeorum）两卷、《论<创世记>：驳摩尼教》两卷和《论真宗教》一卷，并请求获得优西比乌的《教会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抄写本。保林欣然同意这一请求，随信将此书寄到迦太基进行抄写，在信中称奥古斯丁是“主基督里的圣洁且完全的人”（sancti et perfecti in domino Christo uiri）。[6]与此同时，保林还主动写信给奥古斯丁，是为《书信》25，其中把这五卷作品称为“你的驳斥摩尼教徒的摩西五经”（hoc pentateucho tuo contra Manichaeos）。[7]在北非地区，可能有摩尼所著的五部作品广为流传，而奥古斯丁最初驳斥摩尼教的五卷作品就明显有与之分庭抗礼之意。[8]

在古代晚期的罗马社会中，接受古典教育的经历已不足以涵盖和解释众多饱学之士皈依基督教大公信仰的个人独特历程，这就使得每个人都试图从别人的皈依经历来反观，从而为自己的皈依经历找寻正名的依据，以得到心灵间“求其友声”（《诗经·小雅·伐木》）的戚戚之感。[9]基于如此时代背景，在《书信》24.4中，保林还表示，自己也想知道阿利比的“全部历史”，其中包括家乡、出身、皈依和出任圣职等各个方面，特别是阿利比是否像他自己一样受到米兰主教安布罗斯（Ambrosius）的深刻影响。[10]

但因为你以你的深爱安慰了我，这爱是我不应得也未期待的，我就单单向你请求，以至你会向我叙述阁下的全部历史（omnem tuae sanctitatis historiam），以回报所赠予你的关于之前时代的这一历史；[11]以至你会完整记述你的家庭出身，如何被至高的主所呼召，如何从起初就被从母腹中分别出来，在弃绝了血肉亲缘之后，如何转向上帝之儿女的母亲，她用奶喂养他们，如何被转擢入忠心的圣职行列。因为你说过，当在米兰开始接受圣礼时，你就知悉了我们在那里的谦卑之名，我承认，我就更加好奇而意愿知道，以至我会得知你的方方面面（omni parte），如果你是被我所仰慕的父亲我们的安布罗斯引领进信仰或被祝圣入圣职，我就会越发地祝贺你，因为我们两人有着同一位领路人。[12]

从这封书信可以看到，保林对阿利比和奥古斯丁还不太熟悉，可能在暂居米兰期间，他从安布罗斯那里略略知道了他们多年前的事迹和当前的情况。不同于奥古斯丁，保林深受安布罗斯的影响，也深受其赏识，甚至要被授予圣职，只因旋即移居诺拉才作罢。而从《忏悔录》的历史叙事可以得知，虽然曾经聆听过安布罗斯的布道并接受其所施行的洗礼，但奥古斯丁并未特别受其思想的影响，寓意释经、恶是善的缺乏或作恶出于人类的意志，这些观点更多是当时米兰哲学圈子的共同识见，并非安布罗斯的独特创见；他甚至不知道安布罗斯在米兰郊外所主持开设的修道院，而安布罗斯也不知道他在皈依前的思想困境和圣经阅读情况。[13]正因为这种两不深知的情况，保林自然无法从安布罗斯或米兰哲学圈子得知阿利比和奥古斯丁的更多信息，在初次书信往来时也没有期望得到阿利比的热情回应。而阿利比的如此热情恰恰使保林得以鼓起勇气来询问其“方方面面”，从而以之为鉴来更新理解自己皈依大公信仰的现实历程，并以一同受到安布罗斯的信仰教导为幸事。

在主动写给奥古斯丁的《书信》25中，保林简略叙述了与阿利比的通信往来，表白自己的大公信仰，并盼望从奥古斯丁那里获得信仰上的教益。保林在394年没有收到奥古斯丁的回信，就在同年第二次写信给他，是为《书信》30。在394或395年间，奥古斯丁写了《书信》26给同乡兼早年的资助人罗曼尼安（Romanian）的儿子立肯提（Licentius），劝诫他以保林为榜样，舍弃世俗的修辞学和内心的骄傲，并称保林为“上帝的杰出而圣洁的仆人”（egregium et sanctum dei seruum）。[14]

在直接涉及的三个人物中，阿利比是奥古斯丁的同乡和密友，见证了他的米兰皈依，并一同接受安布罗斯所施行的洗礼，时任家乡塔格斯特城的主教；而保林394年在巴塞罗纳（Barcelona）被强行按立为大公教会的司铎，随即舍弃财产，移居并开始定居意大利的诺拉城，后来成为该城的主教。从394年开始，奥古斯丁就与保林有通信往来，阿利比时常参与其中。[15]而在写作《忏悔录》之前，奥古斯丁、阿利比与保林就已经非常熟识彼此了。

在396年，奥古斯丁直接回信给保林，是为《书信》27。在这封书信中，奥古斯丁热情回应了保林的问候，向他夸奖阿利比的德性和信仰，还试图托付他对立肯提有所看顾。在知悉保林要知道阿利比“全部历史”的请求后，奥古斯丁回信说，

如此，当他读到你的请求时，即你表明，想让他写下自己的历史（historiam suam）给你，他就既因为你的善意而意愿去做，又因为自己的谦卑（uerecundiam）而不意愿去做。而当我看到他在爱与谦逊之间（inter amorem pudoremque）摇摆不定时，我就把重担从他那里移到我的肩上，因为他也在信中要求我这么做。只要主帮助，我将很快把整个阿利比（totum Alypium）呈现在你的心间。由于我（ego）特别担心，他会害怕去展示主所赐予他的一切（omnia），因为害怕有见识浅薄的人——不会只有你读到这些——会认为，他不是在赞美给予人类的神圣恩赐，而是在赞美他自己。[16]

基于自己的良好德行和信仰，已经出任大公教会主教的阿利比完全有资格写下“自己的历史”，回应保林所要寻求的戚戚之感，以加深双方的了解与友谊。而在四世纪到五世纪，圣徒崇拜已经开始形成，早期基督教中出现了为圣徒立传的风气，教父传记的写作也集中于这一时期。[17]但是，在这种传记体裁的写作中，其主旨显然不只是褒扬传主的事迹，而更是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和崇拜，是要以此手段来实现彼目的，而不能颠倒主次。阿利比可能自觉在写作时不能游刃有余地传达这一主旨，就在书信中请求奥古斯丁接过如此重担。

奥古斯丁描述了阿利比所处于的“在爱与谦逊之间”的犹豫，并认为，向保林介绍阿利比的全部生平事迹并不困难，也不会占据很大篇幅。不过，他也要避免阿利比的担心，即如何在描述阿利比时传达对上帝的赞美，即阿利比的出生、成长和皈依都是上帝给予他的“神圣恩赐”，而不是好像在赞美阿利比这个人。可见，在得知保林的请求之后，奥古斯丁十分主动地接过阿利比的重担，但有着更大的写作旨趣，即以此为契机来赞美上帝，并让除保林之外的所有读者都读出这一点。

依据以上回信，我们可以管窥到，奥古斯丁所执笔的写作将具有如下特征：在写作内容上，这不会是一本人物传记，反而个人的历史仅仅是写作素材；在写作目的上，不在于记叙人物的生平事迹，而在于赞美上帝，以使上帝得荣耀，使他人得教益；在读者范围上，奥古斯丁在写作前就设定，读者不限于保林，而会包括很多其他人，甚至是不能或不愿理解自己的人；在写作体例上，他不会采用书信体，而可能会采用散文体；对于阿利比，他不会把笔墨都用在他身上，而是构思了宏大的写作框架，将他放在适宜的位置上。

在罗列考察了这一时期的往复通信之后，著名学者Pierre Courcelle认为，它们是《忏悔录》写作的直接缘起，保林和阿利比的请求使得奥古斯丁“很快被说服来写自己”，并在《忏悔录》6.7.11-6.10.16中特意插叙了阿利比的生平事迹。[18]而James O’Donnell对此提出反驳说，奥古斯丁既没有把《忏悔录》题献给保林，也没有在现存书信和《回顾篇》中提及保林的直接作用，即使《书信》27可能引发了奥古斯丁对过往的回忆，但“把这部精心之作的起源化约为对朋友的好奇（curiosius）的机械回应，是完全误读了这整本著作。”[19]

我们不知道，在请求奥古斯丁来承担写作任务时，阿利比是不是同时请求把写作对象也转向奥古斯丁，而不是他自己，亦或是保林也转而请求奥古斯丁来写自己。我们也不知道，奥古斯丁是不是先写出了阿利比的生平事迹，进而增补写成了《忏悔录》全书。不过，即使没有证据表明其间的直接关联，这封回信也已经暗示，对朋友的好奇的回应并不必然只会是机械的，反而是有着赞美上帝、教导他人的写作目的，这样的缘起也不会妨碍奥古斯丁会精心构思随即的写作。[20]如果认定《书信》27写成于396年，《忏悔录》的写作始于397年，这一时间先后顺序更会使我们有理由肯定，作为一个契机，保林和阿利比的请求促使了奥古斯丁开始写作《忏悔录》，而在写作初成时，其内容会先为保林和阿利比阅读，继而传播给其他人，以友好地了解奥古斯丁曾经是怎样的人。[21]

二、对象：“不会只有你读到”

在《书信》27.5提到将来的写作时，奥古斯丁就预计到“不会只有你读到”，而这正是古代晚期写作的普遍情况，尤其是作为公开澄明教义、提供训诫和教导的作品。比如，使徒保罗的书信就是“传阅书信”（circular letters），[22]写给某一地区教会的书信可以抄写传阅到其他地区，“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歌罗西书》4：16）；而奥古斯丁写给哲罗姆的《书信》28竟然在罗马等地辗转九年之后才被送达收信人，其《上帝之城》的部分手稿也在写成全书前就被抄写和传阅，他还对此有些怨言。寓于这样时代背景，奥古斯丁自然知道，关于自己和阿利比的这段“历史”在成书后将得到广泛阅读，其读者对象不仅是保林，更包括教会内和教会外的许多人。

由于老主教瓦莱里（Valerius）年纪老迈，奥古斯丁在被强举为司铎后不久就登台布道，这种以司铎身份布道的行为在当地引发争议，而瓦莱里认为东方教会已有先例，可以照此沿循。为防止其他大公教会强行掳走司铎出任主教，奥古斯丁在395年被擢升为同执主教（co-bishop），并在次年瓦莱里去世后正式就职。从九年多出入摩尼教的信仰迷途，到米兰花园里皈依大公信仰，再到隐居塔格斯特著述授徒，奥古斯丁留给北非信众的过往印象更多是鼓唇弄舌的修辞学教师和摩尼教的听教者（auditor），早年甚至以驳倒底层民众的素朴信仰沾沾自喜。[23]虽然在皈依之后，奥古斯丁不断以著述展现出自己在大公信仰上的卓越学识，吸引了来自大公教会内部的关注和肯定，但具有如此“不良前科”的人现在却出任了大公教会的圣职，这仍然在希波城引发了各派信众不同程度上的质疑和批评。[24]而要理解奥古斯丁此时为何处于如此不利的舆论境遇，必须追述自己过去是谁和现在是谁以作回应，我们就有必要先行考察希波城乃至北非地区宗教派系并立和彼此纷争的景况，进而再来找出他写作《忏悔录》时的目标读者。

在4世纪下半叶，除了传统的罗马异教，北非地区的宗教教派基本上是摩尼教、大公教会与多纳图派（Donatists）三足鼎立，而多纳图派占据明显优势，希波城对此也概莫能外。其中，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Mani）在3世纪创立，宣扬善恶二元论和道德决定论，自称是知识和光的宗教。摩尼教是一种宣教宗教，摩尼生前就多次差派门徒到罗马帝国各处宣教，建立教会组织。在他死后，摩尼教传播迅猛，到3世纪末已经西传到埃及、巴勒斯坦、罗马和北非，到4世纪末传到高卢和西班牙，遍及帝国大部，达到其影响力的顶峰。摩尼教从属于灵知主义宗派，承认基督教的部分教义，否认旧约，只认可新约，但要求去除其中被窜添的经文。[25]在北非地区，摩尼教的扩张主要针对知识阶层，策略是“大谈真理”（et dicebant, ueritas et ueritas），[26]积极利用公开辩论来宣教，就吸引了不满足于大公教会的知识人士，包括早年的奥古斯丁，使北非成为摩尼教最广为人知的地区。[27]大公教会兴起时吸纳了某些灵知主义要素，这就使得它与摩尼教之间有着更多的亲和性，出入彼此要比出入多纳图派更容易得到认可，而多纳图派自然对此指责有加。[28]在4世纪下半叶，摩尼教在北非地区已是根深叶茂，对大公教会构成了实质性威胁，诋毁其和多纳图派都败坏了原初教义，由此被称为“最致命的异端”（pestilentissima haeresis）。[29]

多纳图派的形成缘起于皇帝狄奥克里提安（Diocletian）对基督徒的大规模迫害，在303到305年间，他敕令主教们上交圣经和圣器，由政府统一销毁。这一上交（traditio）行为就是某种温和的背教，而这些主教随后被称为“上交（圣经）者”（traditor）。在迫害期过后，对于他们是否能继续施行圣礼（主要是祝圣礼和洗礼），其圣礼是否有效，北非大公教会陷入分裂，罗马教廷的调解也遭到杯葛。分裂派否认这些圣礼的有效性，要求从之所受洗的信众必须重新接受洗礼。在315年，多纳图（Donatus the Great）继任分裂派主教，这一派从此被称为多纳图派（pars Donati）。到390年代，多纳图派声势兴盛，在农村和城市均建有教堂，实际地超越了大公教会和摩尼教。[30]因着教派隔阂，多纳图派在路上遇见大公教徒都不打招呼，甚至其面包店拒绝把面包卖给大公教徒。[31]在宣教策略上，大公教会和多纳图派的扩张主要在没受过多少教育的普通民众中推进，这使得二者在谨守基督教道德规范和摒弃异教习俗上的要求相对宽松。[32]

除了大公教会，各种异端宗派也都自称是大而公之教会。[33]寓于宗派并立纷争的如此景况，要理解自己过往的生活经历，解释自己为何脱离摩尼教而皈依大公信仰，如何在米兰接受了大公教会的洗礼，论证唯有这一信仰才是正统的和大公的，以回应罗马异教的攻击和各种异端的曲解，让教会内外的人认识到自己过去是谁和现在是谁，奥古斯丁都有必要且迫切需要以公开著述的方式来释疑解惑，让读者读到自己的忏悔，同情自己的转变，从自己这里得到道德和信仰上的教益。在《忏悔录》的实际写作中，奥古斯丁就多次提及其潜在读者，直接向他们说话。

主啊，我现在在著作中（in litteris）向你忏悔（confiteor）：谁意愿读，就让他读，而谁意愿解释，就让他解释……让他不要嘲笑，反而是，如果他有大爱，就让他亲自为我的罪到你、你基督之众弟兄的父面前痛哭。[34]

我的主啊，我的上帝，启发你的众仆人，我的众弟兄，你的众儿女，我的众主人，我正在以心、以言语、以著作（et corde et uoce et litteris）来服侍他们，使得所有读到这本（haec）著作的人会到你的台前纪念你的婢女莫妮卡和她的丈夫帕特里克。[35]

我已经看到和提及那（忏悔过往的）益处。然而，许多人想知道我现在怎样，就是在此时写作我的忏悔（confessionum mearum）的时候，无论认识我，还是不认识我，他们从我这听到或从别处听到关于我的只鳞片爪，但他们的双耳没有朝向我的心，而这才是我之所是。[36]

在保林和阿利比之外，奥古斯丁有意识地设想了写作对象，包括认识和不认识他的人，其中明确提到的是同为基督教徒的“你的众仆人，我的众弟兄，你的众儿女，我的众主人”。在阅读意愿和解释方式上，读者都可以任凭己意，但目的不是在睹窥其中隐私后“嘲笑”（inrideat），而是以“大爱”（grandi caritate）来一起祈祷上帝，以纪念别人和训诫自己。在对读者的研究中，Robert O’Connell给出了可能设想的四类读者：摩尼教徒、保守的大公教徒、会堂信众和新柏拉图主义者。[37]而鉴于《忏悔录》的写作正处于奥古斯丁集中驳斥摩尼教、论证大公信仰和开始劝诫多纳图派的时期，其所设想的读者还应该包括多纳图派信众。

在当时的北非地区，脱离摩尼教而皈依大公教会多有发生，而保守的大公信徒就质疑这种皈依是否纯全，是否真正洗清了摩尼教的教义残余，亦或只是信仰投机。作为新任主教，奥古斯丁在大公教会内外都面临着这一责难，甚至多纳图派也参与其中，指责他之前是、现在还可能是摩尼教徒。[38]虽然在392年，奥古斯丁曾经被两派力邀与之前的摩尼教同伴、时任希波城摩尼教司铎的福图纳图斯（Fortunatus）进行教义辩论，[39]但他的学说是否还一直深受摩尼教的影响，这不仅在其晚期就被同为大公教会主教的朱利安（Julian of Eclanum）所激烈批评，[40]甚至在当前学界也成为充满诸多争议的难解课题。[41]

为了回应这些指责，证明自己的大公信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写作中不惜笔墨，细致追溯了自己当初加入摩尼教的原因、做听教者时的怀疑和借助世俗学问对摩尼教的超越，揭露其教义自身的矛盾和缺陷，并在384年就彻底断绝了与摩尼教的纠葛，转而认可大公信仰并最终皈依。在教义反思中，奥古斯丁反驳了摩尼教的圣经观、上帝论、恶论、宇宙论和创造论等，指出新旧约是合一的；上帝是全知且全能的；恶不是物质实体，而是起源于人类的意志转向；其宇宙论荒诞不经，不符合世俗星象学的数学计算；世界的创造不是善、恶之间的斗争，而是上帝的善的作为。奥古斯丁罗列了摩尼教欺骗信众的“知识”谎言，论证出大公信仰比摩尼教更为整全而可靠，并以个人经历为鉴来劝诫时下的摩尼教徒早日脱离泥淖，皈依正道。

在奥古斯丁时代，北非大公教会已经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影响力，但由于主教群体的素质良莠不齐，信众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使得在具体宣教中，大公教会往往过于强调服从主教的权威而贬低理性反思，就经受不住来自摩尼教、罗马异教或世俗学问的理论非难。[42]为了消除这种反智主义态度，奥古斯丁就在行文中不断提出各种问题，甚至问题远多于回答，以论证理性与权威是通向同一真理的两条道路，大公信仰并不排斥理性反思，反而应该且必须能够经受住理性诘问的严肃考验，理论上的通贯与澄明才有助于表征信仰上的真理。为此目标，奥古斯丁追溯了自己在理解大公信仰上的波折历程，以之来洗清摩尼教的嫌疑，维护其主教权力的理论正当性。

除了理论知识严重匮乏，北非教会普遍深受异教习俗的影响和世俗享乐的诱惑，比如参与异教节日庆典，习惯于说谎和发誓，在纪念殉道圣徒的节日上借机欢宴烂醉，甚至日常纪念仪式也是如此。[43]针对后者，奥古斯丁在391到393年间特意写信给迦太基宗主教奥勒留（Aurelius），其中引用《罗马书》13：13-14的训诫，要求效仿其他地区教会的做法，公开整顿北非教会中的这种不良现象；[44]而到了395年，他还写信告诉阿利比，自己在布道中引用多处圣经经文，严肃训诫希波大公教徒的宴饮行径，最终以温柔的劝勉赢得广泛认可，而多纳图派却正在不远处欢宴沸腾。[45]与此相呼应，以类似于心理学剖析的方式，《忏悔录》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奥古斯丁自己曾经也沉溺于“肉体的私欲”（concupiscentia carnis）而不能自拔，甚至直到如今仍然会不时地难以自制；在记叙自己的皈依时，奥古斯丁再次引用了《罗马书》13：13-14，[46]极具历史性和神学性的双重意味，恰恰是要提醒自己的读者应该谨守基督教的道德诫命。

虽然成长于大公信仰的家庭，奥古斯丁早年也肯定知晓，自己周围存在着自称“洁净人的教会”的多纳图派。只是在迦太基和罗马期间，他还一直沉迷于摩尼教，无暇顾及北非地区的教会分裂问题。米兰洗礼只标志着信仰皈依，他在回到家乡后继续隐居著述，仍然无心进入北非的教会生活，是故《忏悔录》中没有明确提及多纳图派。391年的强举事件彻底改变了这种生活方式，奥古斯丁从此进入激烈跌宕的圣职生涯，成为北非大公教会的精神柱石。

在出任圣职伊始，奥古斯丁就开始关注并着手应付多纳图派，不断写信给多纳图派主教，如马克西米（Maximinus）和普库瑞安（Proculeianus），称其为弟兄，但批评其分裂教会和再洗礼的做法，劝诫其回归大公信仰，或者邀请其就教义分歧进行公开辩论；还写信给当地的帝国官员，如优西比乌（Eusebius），阐述大公教会在教会合一上的立场，争取官方的更多支持。[47]为了让大公教徒认清多纳图派的起源和错谬，奥古斯丁在393年略后以拉丁诗体写成《驳多纳图派的诗篇》（Psalmus contra partem Donati）。我们会看到，除了回应多纳图派对自己信仰的怀疑，《忏悔录》也潜在地回应了其分裂教会的行为。米兰洗礼和多次提及的洗礼试探都表明，洗礼的有效性并不来自来施行圣礼的主教，而来自于基督，绝对不需要再次洗礼；信众得以被称为“洁净”不在于其自身遵守神圣诫命的道德能力，而在于借由上帝赐下的白白的恩典。

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依据加西齐亚根对话与《忏悔录》之间的思想差异，[48]以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和Prosper Alfaric为代表的学者一反传统看法，认为奥古斯丁在386年的米兰皈依实际上只是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而非基督教，他最早在391年、最晚在400年才真正皈依大公信仰。[49]这一挑战性解释在20世纪引发了激烈争论，但传统看法逐渐重新占据上风。奥古斯丁的确在皈依前后深受普罗提诺（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y）著作的影响，[50]但借助新柏拉图主义的概念和方法来论证大公信仰，是早期基督教中的普遍现象。近来的研究表明，安布罗斯反对把基督教与异教哲学融合，尤其是与新柏拉图主义融合，而当时的异教哲学家也不认为哲学可以和基督教融合。[51]至于奥古斯丁，他显然认为，新柏拉图主义虽然与基督教无法实现融合，但完全可以被借用来辅助论证大公信仰，甚至柏拉图再世也会认可这种做法，自认是基督的门徒。[52]在早期对话和《忏悔录》中，奥古斯丁表明了自己曾经汲取新柏拉图主义的思想经历，看到其在解释精神实体、恶的自然与起源等主题上的有效性，但也看到它与大公信仰的巨大差别，比如上帝创造论、意志堕落论、基督论和恩典救赎论等等。在理性与信仰这两条通向基督教真理的道路上，新柏拉图主义只是理性道路上的借力拐杖，在必要且关键的时候会被舍弃，让位于“内在的教师”（magister intimus）耶稣基督。[53]

三、目的：荣神与益人

在写作《忏悔录》时，奥古斯丁已经步入中年，但其作为教会领袖的圣职生涯才刚刚开始。关于中年时对过往青春的反思，Peter Brown写到，“他曾经是摩尼教徒，也曾经亲密接触过‘自主的’柏拉图主义，以致这一经历深植于心。他不是平白无故地写作《忏悔录》，一个中年男人对过往的灵魂野游之感怀，对如此晚近才发现真理之抱憾，都在坚定着奥古斯丁的心志所向。”[54]面对来自大公教会内外的质疑，这种心志所向正是，以当前的理论认识检审过往的得失，厘清自己与摩尼教和新柏拉图主义的界限；以牧者和罪人的双重身份劝勉信众，使大公教徒以谦卑谨守道德诫命，使多纳图派以温柔放弃分裂和暴力，从而展望北非地区教会合一的美好愿景。

不过，我内在的医生，向我说明我做这些有什么益处呢。你已经赦免和遮盖对我过往恶行的忏悔，用信仰和你的圣礼变化我的灵魂（animam meam），使我在你里得了喜乐。但当这些忏悔（confessiones）被读到和听到时，它们就激动每个人的心，使他们不会沉睡在绝望中，并叹息说“我不能”，反而在你仁慈的爱和你恩典的甘甜中醒来，每个软弱的都借此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并变为刚强。对于好人，去听改过自新者的过往恶行是一件乐事，这喜乐不在于它们是恶的，而在于它们曾经存在，现在却不存在了。[55]

记叙我的恶行和善行的这十三卷忏悔（confessionum mearum libri tredecim）赞美了公义且良善的上帝，激发了人类的理智和情感转向他。而反观我自己，在之前被写下和现在被读到时，它们都向我呈现了这一点。其他人对此怎么看待，取决其自身；但我知道，它们已经使且正在使许多弟兄大大地满足。[56]

在387年复活节前夜，奥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罗斯所施行的洗礼。按照大公教会的普遍理解，奥古斯丁之前所犯的各种罪恶就借助洗礼得到了“赦免和遮盖”，[57]其忏悔已经得蒙上帝的垂听，其灵魂已经得到信仰的净化，可以停留在上帝的恩典中安享喜乐。对于个人来说，无论是否写作《忏悔录》，洗礼和信仰已经使得奥古斯丁可以获得灵魂上的救赎。可见，这十三卷忏悔就不只是检审自我的过往，更是指向他人和上帝。“忏悔不仅涉及各种罪恶，也涉及赞美”。[58]在这一界定中，涉及罪恶的忏悔指向他人，是要让读者看到自己如何摒弃过往罪恶而皈依，并以此为榜样，努力脱离绝望和软弱而变为刚强；涉及赞美的忏悔指向上帝，赞美上帝的“公义且良善”，使读者能够以“理智和情感”转向这仁爱和恩典的源泉。对勘《回顾篇》2.6.1和《书信》27.5可知，在《忏悔录》成书后，奥古斯丁很快就看到其显著功用，完成了荣神与益人的写作目的。

在认识了“上帝与灵魂”之后，认识论问题就与生存论问题勾连起来。首先，忏悔不仅是认识上帝的各种属性，更是在赞美上帝时教益他人，体验上帝对个体和群体的恩赐和帮助。《忏悔录》是“一个赞美文本”（a praising text），不是在讨论上帝，而是在向上帝呈现赞美与呼求。[59]其次，不同于世俗化后在密室中向神父忏悔，在奥古斯丁时代，宗教忏悔不是私下进行的，而是在公开场所，如异教神庙或基督教堂，通过献祭、祈祷、宣认或布道等外在形式来演现。在《忏悔录》8.2.3-8.2.5中，奥古斯丁记叙了辛普里西安（Simplicianus）[60]讲述维克多瑞（Marius Victorinus）[61]的皈依故事。在皈依之后，维克多瑞最初笑言“难道墙壁使人成为基督徒吗”[62]而不愿去教堂，但最终却拒绝私下宣认，而选择在广大会众面前公开宣认自己的大公信仰，从而忏悔己罪、赞美上帝并教益他人。这一皈依事迹吸引了奥古斯丁要去模仿，加速了他的皈依决断。[63]

鉴于北非教会纷争的现状，奥古斯丁回忆前尘影事，是要论证大公信仰的合理性，从理论上奠定大公教会的正统地位，打破其弱小被动的局面；解释自己过往的挣扎与努力，作为上下求索真理的榜样，从道德上为信众展现教会建设的前景。James J. O’Donnell就此说，“奥古斯丁写《忏悔录》是因为，他不仅害怕在希波的教会斗争中失败，更害怕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失败，就是他完全地顺服和服事的上帝，是那将赐下安息的‘你’。……他所诉说的往事只是他自己的经验，而只有在身处其境时，他们才能理解和接纳这一经验。同时，对往事的诉说坚固了奥古斯丁，为他铺设了可以引领信众并实现宏图的道路。在《忏悔录》中，从头到尾，我们都暗暗地听到一种自觉的、大可因袭模仿的范例。”[64]

基于荣神益人的写作目的，奥古斯丁在行文中以皈依后甚或当前的理论认识来反思皈依前的个人经历。这种“时代倒错”（anachronism）式的穿插评论并非取消其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而是要重新理解自己皈依前未能正确理解的事项，从而看到上帝对自己完成皈依的时刻指引。[65]对于新柏拉图主义，奥古斯丁反思了自己的米兰阅读时期，借助对保罗书信等新约书卷的阅读和注释，看到了其没有谈及基督论，[66]在创造论和救赎论上与大公信仰有着截然差异，米兰的哲学冥思上升根本不同于奥斯蒂亚的“魂游象外”（《使徒行传》10：10），从而清理之前的认识不足，与柏拉图主义者划清了界限。[67]对于意志与恩典的关系，奥古斯丁运用《致辛普里西安》1所得到的结论，来重新理解和构建了自己的皈依叙事。“信仰的发端”（initium fidei）是上帝白白赐予的恩典，而不是人类意志的自主转向，前者才促发了后者。[68]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就使用自己的皈依经历来论证这一神学立场，把生存境遇上的不断变换和理论认识上的不断突破都归诸上帝之恩典的持续作用，意志的自主决断完全顺服于上帝的预定和拣选。

四、体裁：所谓的“自传”？

比起早期著作，《忏悔录》是奥古斯丁的第一部长篇著作，拉丁文有8万多字，其文辞优美，感情深沉热烈，完美地融合了祈祷、论战、释经和教牧语言，极富文学性、历史性、哲学性和神学性。按照行文的转换，整部著作可以被划分为前九卷、第10卷和第11-13卷三个组成部分，分别使用了历史叙事、哲学分析和圣经诠释三种写作方法，而前九卷通常被称为奥古斯丁的“自传”。[69]对于这种历史叙事，Paula Fredriksen写到，“除非认识到奥古斯丁的个人历史（personal history）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其神学的自我意识模型，否则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他的神学。他把自己的神学论题建基于其自传性观察（autobiographical observation），这种观察既普遍存在于他的著作中，又特别存在于《忏悔录》中。”[70]

正如保林所要求的，奥古斯丁的确叙述了自己的“全部历史”，如成长于大公教徒家庭，早年学习和教授修辞学，沉迷摩尼教和研究异教哲学，最终皈依大公信仰和接受洗礼，并表明自己受到安布罗斯的明显影响。这些“自传性观察”留下丰富的一手材料，使我们对古代世界中的个体历史有了最为详尽的案例性认识。[71]恰如以上所说，《忏悔录》的写作不是以奥古斯丁为中心，而是以上帝为中心；不是要展示自己的卓越事迹，而是要揭示上帝在其中运行作工的神学论题。从前一方面说，《忏悔录》的确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72]从后一方面说，它是一部神学著作，但包含着诸多自传要素。现代研究经常把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看作第一部自传，甚至与卢梭的同名作品进行比较，将两者划分为宗教忏悔与世俗忏悔、信仰忏悔与道德忏悔的对立。[73]这种简单的划分并不合适，且不说宗教和信仰忏悔必然具有其世俗和道德的层面，奥古斯丁的写作也不是个体的或私人性质的内心剖白，而是以自身皈依经历为范例的、指向普罗大众的公共教导；不可以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来窥探其心理隐曲，而应该以之为榜样来反观自照，在忏悔己罪和荣耀上帝中开启自己的信仰皈依。

即使如此，《忏悔录》前九卷还是提供了许多自传性素材，勾勒奥古斯丁早年一直寻找“基督的名字”（nomen Christi）的波折经历，[74]不谋求在历史层面上的全面和精确，而在选取和解释素材时力图着重发掘其神学意涵，以表明，大公信仰是“童年时我父母就浇灌在我心里的宗教”，[75]自己一直在渴求“真宗教”，最后在大公信仰中才真正获得，而上帝也一直在呼召和引领我，使自己在经历不同思想宗派之后皈依了大公信仰。在写作手法上，奥古斯丁使用397年后初步成熟的思想来重新解释387年之前的所有叙事，穿插了大量的时间错置、圣经语言、情景添加和意义充实等勾连要素，使整部著作连成一体。Thomas Martin就此说到，“奥古斯丁在其中给我们提供了某种生命叙事，但他选择的载体远不同于现代的自传。他借助基督教圣经的语言和意象来告诉我们‘他的历史’（his story），这种‘自画像’（self-portrait）采取的形式是对其上帝的长篇祈祷，而我们被邀请去聆听和参与进这场对话。”[76]

即使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传，前九卷细致描述了奥古斯丁内心在理论认识和道德反省上的不断演进深化，通常被称为“精神自传”（spiritual autobiography）。在神哲学的层面上，《忏悔录》不是私人性的，不是简单地要回溯奥古斯丁的成长历史，反而恰恰是以他为范例把个体的历史放置进上帝与人类的整个历史中，以每个个体来具体演现人类整体的被造、堕落和救赎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奥古斯丁的思想图景中，上帝的预知、预定和拣选总是降临到某个个体身上，个体在原罪（originale peccatum）之下成为整个救赎历史的主角，[77]代替了之前宽泛的犹太民族或基督徒群体，使得每个人都必须单独面对上帝，得到其公义的惩罚或白白的恩典。因此，包括后四卷在内，整部《忏悔录》都可以被看作每个个体的“神学自传”（theological autobiography），以个体的成长史来表征个体如何认识到上帝与灵魂，其中以作为叙事主体的“我”代表了所有人，对个体堕落与皈依的历史叙事适用于每个人。最后可以说，这种写作手法达成了三重写作目标，即直接回应了保林等人对自己个人历史的好奇，或明确或含蓄地批判了摩尼教、保守的大公教徒和多纳图派，也使得自己初步成熟的神哲学在具体的个人历史中获得了现实论证，从而具有广泛而深远的象征意义。

五、历史性：叙事中的真实

在挑战传统看法时，以哈纳克和Prosper Alfaric为代表的学者论证说，《忏悔录》第7、8卷的皈依叙事没有如实反映奥古斯丁在386年实际的思想境况，其写作没有严格的历史性（historicity）。虽然从20世纪中叶开始，主流学者重新认可了传统观点，维护皈依叙事的历史性，但其间的争论依然鼎沸不息。从这些争论中可以看到，历史性问题主要涉及两种真实，即事件的真实与思想的真实，前者即《忏悔录》中所记叙的各种事件是否真实，如米兰教会中的圣骨显灵、无花果树下的“拿起来读”（tolle lege）、奥斯蒂亚异象等；后者即所记叙的思想转折是否真实，如是否阅读了波菲利的著作、是否实际上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何时才脱离福提努斯（Photinus）派的基督论等。

奥古斯丁在行文中意识到，读者可能会质疑其叙事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就解释了其选取素材的标准，并特别强调其直面上帝的忏悔是绝对可信的。以下，我们尝试大致梳理研究界对这两种真实的争论，展示奥古斯丁自己主动表明的立场，并从写作缘起、目标读者、文本对勘和反对说谎的承诺等来外围性地论证这两种真实性，即虽然《忏悔录》使用了396年初步成熟的思想来反观其十年前的信仰皈依，但其中所记叙的各种事件不包含任何虚构，而是真实可靠的。

作为一个信仰进程，386年的信仰皈依通常被划分为理智皈依（intellectual conversion）和道德皈依（moral conversion）两个阶段，分别对应着《忏悔录》第7卷和第8卷。[78]而一反传统立场，哈纳克最早提出，《忏悔录》中的叙事没有严格的历史性，而是依据某个神学原则而组织的；Prosper Alfaric则提出，奥古斯丁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只皈依了新柏拉图主义，而不是基督福音；PiereCourcelle虽然认可其历史性，但不认为无花果树下的皈依叙事是完全真实的。[79]针对以上质疑，Frederick Van Fleteren给出了四点回应：奥古斯丁明确意图要讲述“真理”；为最好地阐明其哲学和神学立场而精心选取素材，但这更是支持其历史性；过往的事件包含着丰富的象征含义，恰当的解释并不摧毁其历史性；他只是借用了当时的“文学形式”（literary form）来记叙自己的皈依，以之作为范例来理解其他的皈依。[80]

的确如此，在前九卷的历史叙事之后，奥古斯丁在第10卷一开头就声明，自己所忏悔的都是历史真实的，符合上帝所喜悦的真理。

看啊，你喜悦真理（ueritatem），因为凡行真理（facit eam）的，就进入到光中。我就意愿在你面前以忏悔（coram tein confessione）在我心中行真理，也在众多见证人面前（coram multis testibus）以笔墨（in stilo）行真理。[81]

我与其他人有什么相干，使他们倾听我的忏悔（confessiones meas），好像他们自己将治愈我的所有疾病？人们好奇于探听别人的生活，却疏忽于改正自己的生活。他们为何寻求从我这听到我是谁，却不意愿从你那听到自己是谁呢？在听我谈论自己时，他们如何知道我是在说真实之事（uerum）呢？因为除了人里面的灵（spiritus），没有人知道人里面运行的事。但如果他们从你那听到自己的事，他们不能说，“主在说谎（mentitur）”。因为从你那听到自己的事，不就是认识自己吗？而如果不自欺，他在认识自己后会说“这是假的”吗？但爱（caritas）相信万事，至少在那些人中，爱使他们联结为一。因此，主啊，我向你如此忏悔（confiteor），以使人们听到，我不能向他们证明我在忏悔真实之事（uera confitear），但被爱打开耳朵倾听我的人相信我。[82]

以忏悔向上帝行真理无需言辞，向在场的见证人行真理无需笔墨，但要向更多不在场的见证人行真理则必须诉诸言辞和笔墨，以书写文本的形式流传于世，使目标读者可以随意阅读、品评、反思己行和改过自新。但其中的问题是，首先，他人的倾听并不能帮助作者医治自己在信仰和道德上的“疾病”（languores），只有上帝的主动帮助才可以，却很可能沦为探听其内心挣扎而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使得“我的忏悔”完全无益于作者和读者。其次，要“行真理”（facere ueritatem）就必须保证这些忏悔是真实的，但他人不能进入作者的内心，而作者的忏悔却可能是在说谎，其声称和保证真实的效力十分有限。这就使得，在作者自己的保证之外，忏悔的真实性还需要来自他人和上帝的保证，前者即众多的见证人，可以保证过往事件的真实，后者即作为最高的或唯一真正的见证人的上帝，可以保证过往思想的真实，因为上帝可以监察人心且不会说谎。除此，大公信仰下的弟兄之爱也可以邀约读者逾越外在证据上的沟壑，去直接相信作者忏悔的真实性。向上帝的忏悔是荣神，向读者的言说是益人，忏悔的真实与益处最终都发源于上帝。读者倾听忏悔不是要从作者这里知道他是谁，而是要以作者的忏悔为鉴，从上帝那里知道自己是谁，以达到反观自身而“改正自己的生活”。在其中，忏悔的起点是荣神，终点是益人。

在从阿利比那里接过写作的重担时，奥古斯丁肯定知道，其笔下的《忏悔录》将很快为保林、阿利比等想了解或已经了解他的人读到，有着众多的见证人。阿利比和艾弗迪（Evodius）是奥古斯丁的同乡好友，早年起就紧密追随，此时都已出任大公教会主教，可以见证自己的家庭出身和成长历程；安布罗斯和辛普里西安尚还在世，可以见证自己的米兰皈依、洗礼和396年升任主教的情况；曾经的同伴福图纳图斯和福斯图斯（Faustus）也都尚还在世，可以见证自己九年间沉迷摩尼教的经历。在《忏悔录》成书后，阿利比可以判断其事件的真实和思想的真实程度如何，保林也可以向米兰教会求证奥古斯丁的皈依事迹。[83]无论存在多少歧见，这些见证人显然都极具诚实的清誉，使得奥古斯丁绝不敢在历史事件上说谎，添加或虚构任何事件，反而还可以间接保证其思想的真实，即他当年在理智上的确皈依了大公信仰，而非新柏拉图主义。

围绕着荣神与益人的目的，作为曾经的修辞学教授，奥古斯丁在写作中使用了各种修辞技巧，将叙事的真实性与修辞性融为一炉。在素材的遴选和笔墨的铺张上，奥古斯丁都有着独特考量，努力做到详略得当，张弛有度，不会纠缠于或旨在提供历史的精确性或所有细节。在行文中，奥古斯丁多次提及自己的取材情况，

而我省略了（praetereo）许多，因为我迫切要追溯那些更催促我向你忏悔的事，我也不记得了（non memini）许多。[84]

我省略了（praetereo）许多，因为我非常匆忙。关于那些没有提及的（in silentio）无数事，我的上帝，接受我的忏悔和致谢。[85]

已经忘记的事显然难以追溯，但对于尚还记忆的事件，奥古斯丁划分了不同的重要程度，把笔墨放在那些“更催促我”的事上，其间的详略取舍也是非常明显。奥古斯丁没有提及与自己厮守十五年之久的情人的名字，却对少年时的偷梨和青年时的无名朋友之死详加描述，极力发掘其中可能蕴含的神学和哲学意义；[86]对于为期两年的米兰政治和教职生涯，奥古斯丁仅描述了任职和去职，对具体工作几近未提；同为自己的密友，奥古斯丁大段追溯阿利比过往事迹和与自己的交往，却对内布利提（Nebridius）的身世数语带过；对于米兰花园的信仰皈依，奥古斯丁则长篇铺陈，细致入微地描写心灵内部的意志冲突，几乎欲罢不能，却对别人质疑自己恋栈教职不置一词；对于387年辗转罗马台伯河口的过程，奥古斯丁再次省略，转而追溯母亲莫妮卡的家庭生活。

在这些详略得当的叙事中，奥古斯丁多次谈及自己和他人的私密经历，包括自己难以抑制的情欲、父亲和自己对婚姻的不忠，母亲的闺中偷酒，阿利比的性经历等等。对于这些不光彩的事件，他无意于隐瞒或修饰，反而直言以忏悔己罪和荣耀上帝。对于偷梨事件，Frederick Van Fleteren评论说，“偷梨事件几乎不会引起自传作者的兴趣，相较于自传，奥古斯丁对建基于圣经的恩典神学（a biblically based theology of grace）更感兴趣。”[87]由此可见，在素材选取和笔墨繁简上的差异不会影响历史叙事的真实性，而以写作目的为导向的这些差异恰恰可以反过来增加其可信度。

通过检索和对勘早期著作中的相关叙事，我们也可以发现，《忏悔录》的叙事是确凿可靠的。《驳学园派》给出了对话发生的精确时间，其中1.1.3记叙了因为胸痛而辞去米兰教职，退居专研哲学；2.2.3记叙了与罗曼尼安的多年交往，为不辞而渡海去罗马致歉；2.2.5记叙了读到新柏拉图主义的著作（libri quidam），随即就找到保罗书信来读；2.4.10记叙了在加西齐亚根与学生研读维吉尔的著作（Vergilii libros）。《论幸福生活》1.4以渡海为比喻，记叙了之前阅读西塞罗的《致荷尔顿西》（Hortensius）、沉迷摩尼教、学习学园派和阅读普罗提诺的著作（Plotini paucissimis libris），甚至被称为“第一忏悔录”。《论大公教会的生活之道与摩尼教的生活之道》2.19.68甚至记叙了，自己亲眼见到多个摩尼教圣徒在迦太基的一个著名广场上公开调戏妇女。《论信仰的益处》1.2向朋友霍诺拉图（Honoratus）回忆了两人早年加入摩尼教的原因，劝勉他尽早皈依大公信仰。除此之外，奥古斯丁的《书信》1、2、3、4都是退居加西齐亚根期间写给朋友的，记叙了当时的退居生活和思想境况。以上细节至少可以辅证《忏悔录》叙事在事件和思想上的真实性。

如果奥古斯丁有意识地试图虚构或掩盖某些事件，其写作就涉嫌说谎，而在上帝不说谎的前提下，他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说谎。在394年，奥古斯丁写成致哲罗姆的《书信》28，其中坚决反对把《加拉太书》2：11-14的安提阿事件解释为使徒保罗说谎，并认为“对上帝的虚假赞美不啻为犯罪（scelere），甚或比责难真理更为严重”。[88]但这封书信辗转九年才送到哲罗姆手中，使得奥古斯丁不得不在395年写成《论说谎》，以尽快公开表明自己在释经原则上的态度。在其中，说谎被定义为，“借助语词或其他记号向外表达的不是其心灵中所思想的”。[89]依据对圣经经文的分析，奥古斯丁坚决否认存在着说谎的可能，并列举出八种类型的说谎，而最为严重即第一种，“在关于敬虔的教导中说谎（mentiendum）”。[90]他要求，“所有说谎（omnia mendacia）都应被彻底清除出宗教教义和以阐明宗教教义为目的的各种教导，无论是教还是学。”[91]基于荣神与益人的写作目的，《忏悔录》显然旨在阐明基督教教义和教导敬虔，这就难以想象，奥古斯丁在反对说谎的同时自己却试图虚构任何事件，如无花果树下的皈依。

在多次质疑叙事的真实性之后，奥古斯丁研究界普遍认可，尽管《忏悔录》使用了某些修辞技巧，蕴含着其写作当下的成熟思想，但所记叙的事件是真实的。其中，John O’Meara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对此说：“总之，《忏悔录》真实地记叙了奥古斯丁直到皈依时的生平事迹。然而，由于这一记叙呈现于某种理论模式之中，使用了不同的叙事技巧，就需要细致地加以阐释。我们不应将其中的理论和叙事技巧视为无益的或有害的。其实，它们不仅向我们展示了奥古斯丁早年生活中的诸多事实，也使我们获得阐释这些事实的线索，并由此进入到这个在哲学家和修辞学家之城上建立起了基督教思想之城的巨人的内心之中。”[92]《忏悔录》的写作发生在394到396年密集注释保罗书信之后，蕴含着或展现了其初步成熟的理论成果，特别是极力肯定上帝的恩典先于人类的意志。不过，这种反思不仅不妨碍奥古斯丁记叙过往事件和思想历程的真实性，反而恰恰让他真正理解到上帝在其成长、挣扎和皈依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使得对己罪的忏悔和对上帝的赞美就成为水到渠成般得自然倾泻了。[93]

结语

虽然是应朋友之邀而作，但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把笔墨用于赞美“上帝给予的神圣恩赐”，而不是赞美自己完成理智皈依和道德皈依的善好事工。为了突破《罗马书》9章的释经困境，奥古斯丁最终顺服于经文的字意，承认上帝的公义是最隐秘难知的，而“信仰的开端”是上帝白白赐予某个个体的恩典，不是人类意志的向善能力，这一能力早已经在亚当的初罪（primum peccatum）中失丧掉了。

在《忏悔录》中，奥古斯丁以自己的个人成长史具体演现了其初步成熟的恩典神学。由于认定意志的绝对无力和恩典的白白赐予，奥古斯丁就把人类的所有善行都归给了上帝，即恩典不是上帝赐给某些人的特殊恩宠，使他们有能力办大事，反而是上帝赐给所有信徒的普遍恩宠，任何日常的善行都是这一恩典的结果，实现了恩典的“民主化”和“去精英化”。[94]不过，基于道德上的罪性和理智上的局限，预定和赐予恩典对于人类是“不可知的”，这使得恩典同时被“神秘化”，拉开了人类与上帝之间的距离，既认可了人类意志的独立性，又高扬了上帝的仁慈和权能，使得我们不能夸口自己的任何功德，更不能论断别人是否被上帝所拣选或摒弃，而集体或民族的救赎就完全被个体的救赎所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