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哲学研究的中国化与国际化
“第五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会议综述
古希腊罗马哲学在中国传播和落地生根的时间比较早，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它已内化于中国现代文化系统之中。近年来，在学界前辈辛勤耕耘的基础上，国内本研究领域更是汇聚了一批优秀的学人，对西方古代哲学的研究既拓展了国际化视野，又呈现出中国化的特色。为进一步促进学术交流、探讨学术前沿问题，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联合中山大学哲学系于2021年3月20日至21日在中山大学南校园锡昌堂举办了“第五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华侨大学、东南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56位专家学者和13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大会，并围绕“古代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探讨。
3月20日上午，大会正式开幕。会议开幕式由中山大学哲学系江璐副教授主持。中山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学科负责人方向红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詹文杰副研究员分别代表中山大学哲学系和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致辞。方向红对各位专家学者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团队。他对这个古老学科研究者的年轻化程度表示惊喜，并十分期待这个研究领域能在不久的将来实现突飞猛进的发展。詹文杰则在致辞中感谢了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会务团队，表示此次大会的举办十分不易。他简要介绍了“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的历史，并强调这个学术交流平台的核心旨趣在于古代哲学和科学，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古代历史、语言和文学等领域可以适当兼顾，但不是关注的重点。
一、古代哲学的问题和方法
大会共有三场主旨报告，它们很好地呈现了本次会议的主题，即古代哲学的问题和方法。问题和方法这两个层面紧密结合在一起并互相推动，因为问题的提出召唤不同方法的运用，而方法的使用又决定了回答问题的不同方向。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聂敏里教授的报告《<理想国>“哲学家论证”的内在结构和困难》对《理想国》卷五到卷七的“哲学家论证”的结构进行了集中梳理，指出它所塑造的哲学家是眼睛只盯着真理的人。柏拉图认为这样的哲学家不仅能够把握真理，而且具有统治者所需要的美德，但只关心真理不关心实际事务的哲学家并不具有面对实际事务的恶德和美德。由此柏拉图陷入了“不相干谬误”，哲学家与现实城邦的彻底分离使他只能成为理想城邦的统治者，他原本是要改善现实环境，但环境反而是成就他的前提。正因为现实城邦无法自然产生哲学家，所以柏拉图只能诉诸哲学教育，但教育培养的哲学家依旧与现实城邦不相干。柏拉图的“哲学家论证”只有连接两个分离世界的意愿，却没有任何足以结合二者的内在逻辑可能性，这是“哲学家论证”的内在困境。中山大学哲学系郝亿春在评议中对聂敏里提出的问题和看法表示基本赞同，他从哲学家和城邦两个方面指出了柏拉图论证的失败，并提出两点值得商榷之处：一是“哲学家论证”的重点并非“哲学家”而是“哲学王”；二是放眼于《理想国》的整体思路，就哲学家从护卫者阶层中产生而言，加之《会饮》中苏格拉底的例子，柏拉图的想法可以得到一定辩护。聂敏里对这两点表示认可。
西南大学哲学系崔延强教授的报告《亚里士多德之后——希腊化时代的哲人理想》关注的是希腊化时代的哲学转向。这个时代的哲人们因为面对跨城邦、跨民族的文化碰撞，开始突破城邦的局限性，于是，个体概念、契约论和世界主义等观念悄然萌发。崔将这一时代的核心词定为“哲人理想”，其共通性是以获得宁静与幸福为人生目标。他在报告中依次刻画了伊壁鸠鲁派、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采取的不同路径，呈现了希腊化时代的多元样貌。四川大学哲学系梁中和认为崔的翻译和研究工作降低了国内希腊化哲学研究对于英美学界的依赖程度，他将古代的希腊化与当前的世界化关联起来，指出我们现在甚至依旧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希腊化时代。他认为既要重视希腊化时期三大哲学流派的独立思想脉络，也要考察它们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们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思想纠葛。崔在回应中强调了一手文献的重要性，并表示思想流派之间的思想纠缠是他下一步要澄清的工作。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王晓朝教授在题为《“文化互动转型论”的创建与运用》的报告中反思了自己在1999年提出的文化互动转型论。他以学界关于文化问题的五点共识为基础提出了文化互动转型论的五点基本立场。王表示，文化互动转型论已经成了具有一定解释力的探究工具，它有几个重要的解释域。最后，他以“Being”问题的争论为例从微观层面阐述局部和细节如何支撑起整体的宏观理论，特别指出我们不仅是文化的研究者，还是文化交流的担纲者。中山大学哲学系的田书峰在随后的评议中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了三场主旨报告之间所具有的内在逻辑：聂敏里讲的是一个哲学家当王预设了作为乌有之乡的理想城邦，崔延强则看到了希腊化时代问题意识的转化，哲人的快乐需要退回到自己的内心，而王晓朝又说文化之间需要互动和转型，还是需要走出去，这是一个从问题转向到方法反省的过程。田书峰提出的疑问是，中国学人对西方文化的研究是否可以具有中国化的视角，对古代文化的研究作为某种文化互动和转型转向何方。他认为关于古代哲学的研究不仅要将古代哲学的概念和论证重述出来，更要理解自我在所处文化中的意义，所以文化的互动转型最终仍要以自我为基点。
研究的中国化是一个学科真正落地生根的标志，它不仅仅意味着对中西思想资源的比照和会通，还包括带着独具自身特色的问题意识投入到西方古代哲学研究，或者在研究理路内部融入中国当下经验，反过身来对古代哲学的问题和方法进行审视。只有立足于研究的中国化，才能真正走向研究的国际化。本次大会的分会场报告中有不少都集中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意识和一定的中国化趋向。
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的谢一玭《系词论视域下的ontology再发微——兼论ontology的汉译问题》集中关注国内学界关于“ontology”的理解和翻译争论，尝试考察“on”的词源含义，强调它的系词用法。她分析了系词论在哲学史上的五种形式，并认为国内学界对“ontology”的译法主要受实在论视野的影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罗兴刚在评议中建议单从一位思想家具体切入进行解释，而不需要太过宏观思想史脉络分析，因为会涉及不同文本的不同思想语境。王晓朝也对国内“ontology”的翻译争论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对这个方面的研究方向给出了细致的指导。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黄水石是本次会议中少有的涉及前苏格拉底哲学的报告人，他在《在逻各斯的自相区分中奠定根据——作为希腊哲学开端的巴门尼德哲学》中以独特的表述方式解释了巴门尼德的哲学教谕诗；他认为巴门尼德的思想展开过程就是“逻各斯自相区分的当下的完满实现”。张波波等学者与黄水石就巴门尼德是否为一元论者、Logotektonik、残篇翻译以及逻各斯是否为巴门尼德的核心概念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柏拉图的伦理学研究方面，罗兴刚在题为《美善καλὸς καὶ ἀγαθός：柏拉图理想人格的构型》中关注的是柏拉图所构想的理想人格如何教化养成；他认为美和善的结合奠基了人性的不同属性，美与道德的统一最终将哲学定位为爱欲的教化，最后他还比较了柏拉图和孔子的人格教化路径。于江霞、张波波、崔延强和郝亿春就教育的路径、对人性的二元界定、美和善的关系等问题与罗兴刚进行了探讨。张波波在与当代心灵哲学和心理学中的快乐观的对照和争辩中考察柏拉图的《菲丽布篇》，他在报告《柏拉图快乐观新探——古今争论及其当代思考》中认为柏拉图并没有提出统一融贯的快乐解释，而区分了不同的快乐，特别提出了可以收纳进好生活中的真快乐。董波、郝亿春与张波波就幸福与快乐的关系、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快乐观上的差异、快乐与情感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在柏拉图政治哲学和美学研究方面，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武小西的报告《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战争与和平》结合对当代战争形态（如军备竞赛）的思考，考察了战争在柏拉图政治哲学中的位置，认为城邦的立法只是着眼于战争，最终追求的其实是和平。郝亿春肯定了武小西对理想城邦与国际形势关系的分析，提供了一些写作建议，并指出热爱和平的简朴城邦并非反驳柏拉图是战争狂热分子的强有力的论据，在寡头制中人性的贪婪也不构成战争的必要条件，而划分个人欲望和城邦欲望则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林早的报告《“美”之何“是”——从希腊语汇及柏拉图辩证法出发考读<大希庇亚篇>》讨论了柏拉图《大希庇亚篇》的文本性质，她从朱光潜先生漏译的开场对话出发介入有关《大希庇亚篇》是美学文本还是政治哲学文本的争论，并重申这篇对话对于美学研究的基础地位。罗勇从《大希庇亚篇》在柏拉图评注传统中的缺位质疑了将这篇对话重新确立为美学奠基性文本的理论后果。
在亚里士多德研究方面，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杨之林在报告《论实践智慧与教育智慧》中结合现代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智慧这种理智德性的阐发有助于把德性论的视角纳入当代教育科学之中。林早在评议中强调现代教育在德性培养上的缺失，但指出诺艾尔（J. Noel）教育智慧中的实践智慧概念与亚里士多德的用法或许不相匹配。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高健康的报告《慈善缺席——对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一种辩护》涉及现代学界十分关心的陌生人问题，他认为慈善这种对所有人无差别的仁慈在亚里士多德伦理学中的缺席不会使这种伦理学无法应对陌生人问题，用慷慨取代慈善反而更能应对陌生人社会这种现代经验。花威就慈善在基督教中的理解、慷慨涉及财富、古代城邦与现代社会的差异等问题与高健康进行讨论。
延安大学文学院张硕的报告《模仿的技艺与理性——理性在亚里士多德<诗学>中的作用》探讨了诗与哲学的关系，指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诗作为对理性的模仿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它的位置仍然无法取代哲学。黄俊松就技艺的定义、悲剧与工匠造鞋子之间类比的困难、命运的必然性与逻各斯的关系等问题与张硕进行讨论。江苏理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的田伟松关注悲剧性过错的丰富意蕴，他的报告《如何理解悲剧性过错——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理论的阐释》从悲剧性过错的过程性、产生的效果和过错根源的含混性三个方面展开讨论，并在与当今文化的对比中去反思悲剧中近亲血污所体现的希腊文化背景，认为对《诗学》文本的解读需要寻找一种平衡。董波在评议中就古今之间的血亲互杀和悲剧性过错的伦理学解读等问题与田伟松进行商榷。
中山大学哲学系覃万历的报告题目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处理的是哲学与修辞学之间的关系。他特别强调隐喻修辞在哲学论述及其背后的逻辑建构中的积极作用，认为亚里士多德的隐喻理论是范畴理论的延伸，这是亚里士多德试图通过属种逻辑关系规范隐喻的结果，但这种规范在类比式隐喻中并不成立，恰恰暴露出亚里士多德对隐喻的低估。黄俊松在评议中指出类比这种结构对应的比例关系其实才是亚里士多德所有隐喻类型中最根本的一种，而类比不能“创造”而只能“发现”某种相似性，因为“创造”与古希腊哲学关于存在的观念背道而驰。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刘临达在题为《权力论的基础性分歧：古希腊哲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与黑格尔》中将马克思对权力阐述的双重性追溯至对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分析，并认为通过这种回溯我们能更清楚地阐明马克思独特的共同体思想。高健康认为刘临达在文中并未对核心的权力概念进行专门澄清，并提出伊壁鸠鲁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自由与马克思的社会自由如何结合在一起的疑问。刘临达回应说马克思是将形而上学的东西移植到社会关系领域，而自己是在福柯意义上理解权力，虽然这与马克思的理解不同，但可以说马克思在博士论文的文本中预见了福柯的权力含义。
此外，还有两场报告从某种当下政治现实的视野重新分析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东南大学社会学系朱雯琤的报告题目为《安提戈涅的“不”——论“直言”中的政治实践》，她通过后期福柯的视角去重新看待安提戈涅这个具有伦理学意义的人物，说明伦理上的直言还有政治上的意味，这种政治直言为个人参与社会政治决策打开了可能性。胡辛凯和其他在场学者针对如何区分伦理直言与政治直言、中国语境与西方语境的不同、政治直言与言论自由的区别、直言与沉默的辩证关系、戏剧作为中立性的权力技术等问题与朱雯琤交换了意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张羽佳关注友爱政治学这一热点问题，她在报告《政治何以友爱？以<安提戈涅>为出发点》中通过陈家祠的历史变迁引入了家族与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后借助黑格尔的理论解析《安提戈涅》中的家国冲突，并结合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想法尝试将友爱关系放入无爱的当代政治哲学之中。黄水石就互文式解读、黑格尔与拉康的差异、亚里士多德《诗学》的非政治性、从血亲之爱到公民间政治友爱的距离等问题与张羽佳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在立足于自己独特问题意识的同时，与国际学术界接轨也是国内古希腊罗马研究界一个不断努力的方向。本次大会不少论文体现出了较高的国际化视野，最明显的是有多篇论文涉及亚里士多德的知识论、灵魂论和生物学等国际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而且有些研究成果和水准已基本能与国际学界同步和持平，可以与西方学者进行直接对话和争论。
知识论和逻辑学是国内亚里士多德研究中亟需加强的领域。詹文杰的报告《亚里士多德<后分析篇>中的Epistēmē和Nous》集中讨论了《后分析篇》（尤其是II. 19）中的理性洞见（nous）概念，以及理性洞见与科学知识（epistēmē）的关系。他尤其反驳了佩雷穆特（Z. Perelmuter）把理性洞见视为不能把握命题而只能把握概念的主张，指出包括佩雷穆特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把理性洞见视为非命题性的认知形式是错误的。他认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把握到证明之初始原理的“非证明性知识”与理性洞见并非（如佩雷穆特试图辩护的）两种不同的认知形式，而是同一种认知形式，而且理性洞见也不是理性直观，而是在感知和经验的基础上经由“归纳”（epagōgē）过程才被人获得的，它是关于构成任意一门科学辖域之主题的诸本质之定义的把握，只为特定科学领域的专家所具有。常旭旻、葛天勤和王纬就归纳与辩证法的关系、《后分析篇》II. 19与之前章节的关系等问题与詹文杰进行了讨论。安徽大学哲学系夏天成的报告《亚里士多德的术语Endoxa》探讨了学界对“Endoxa”含义的理解分歧，指出这种分歧其实分别指向了“Endoxa”在质与量两个方面的特质，从而提出一种对“Endoxa”的综合理解。田书峰在评议中对从质和量两方面考察“Endoxa”的进路表示认可，但认为报告并未充分分析谈及“Endoxa”的文本，还需要就亚里士多德为何看重意见这个问题进行更多文本上的挖掘。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论是这次会议受到重点关注的领域。云南大学哲学系曹青云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理性、欲望与行动》论述了理性与欲望如何联合引发行动的问题；她发展了理性主义对理性优先性的解释，由此反驳非理性主义的解释，澄清了动物与人的行动的原因结构。聂敏里认同理性主义的立场，认为这个报告为这种立场提供了重要的文本证据，而后就欲望作为动力因、欲望对象随附于理智对象的方式等问题与曹青云进行了讨论。田书峰在报告《论亚里士多德对灵魂与身体关系的形质论理解》中对《灵魂论》和《形而上学》的一些核心文本进行了分析，认为同名异义原则不会对灵魂与身体的形质论关系造成威胁，反而能够使它们之间紧密而不可分离的关系得到更好的理解。曹青云首先进一步澄清和回顾了阿克里尔（J. Ackrill）关于同名异义原则的观点，而后就一般的形质论，以及一般形质论与灵魂形质论的差异是在类型上还是程度上等问题与田书峰进行了探讨。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裴延宇在报告《论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中“营养生殖机能”的统一性》中处理的是狭义的营养灵魂与生殖灵魂的统一性疑难，他结合亚里士多德动物学相关著作将营养-生殖灵魂指认为一种“闭合循环”。在评议和讨论环节中，葛天勤和田书峰就雌雄性的差别、人通过感觉和努斯保存自身、营养灵魂的对象等问题与报告人进行讨论。广东省委党校胡志刚在题为《亚里士多德论理性与神的关系》的报告中将《灵魂论》中的主动理性与《形而上学》中的神学联系起来，提出主动理性可以作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共同根基的观点。刘飞和郝亿春在评议环节就灵魂讨论的不同语境、主动理智的可分离、神的实在性、伦理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布伦塔诺对黑格尔解读方式的批评等问题与胡志刚进行了深入探讨。
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理论是国际学界近年讨论的热点领域。葛天勤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的部分>中的多重原因论》和胡辛凯的报告《亚里士多德的种子理论：寻求一个统一性的定义》都是关于这个领域的问题的讨论。葛天勤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论动物的部分》中提出了一种不同于“首要原因论”的“多重原因论”，而这种原因关系有“合取模型”和“析取模型”两种不同的模式，表明亚里士多德的生物学探究超出了本质主义框架。王纬认为，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后分析篇》中的科学方法论与亚里士多德具体科学探究的关系问题，随后他就本质主义的对象、多重原因论在不同类型原因与同类型原因之间的差别等问题与葛天勤交换了意见。聂敏里肯定了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指出这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回溯到亚里士多德原因关系结构本身的弹性上。胡辛凯的报告分析的是《论动物的生殖》种子定义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他认为三种不同的种子定义都可统一于“作为种子的潜在动物”这个定义之下。胡艾忻在评议环节针对子宫概念的添加、译本的争议性和“ἀρχή”的译法等问题与胡辛凯进行了商榷。
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研究方面，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魏梁钰的报告《亚里士多德“归来”——当代英美道德哲学中的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着重梳理了当代重新接纳亚里士多德伦理学资源的伦理理论之间的争论，以及这些争论与安斯康姆（G.E.M. Anscombe）重要论文中的两条不同进路之间的复杂关联。在评议环节，张贵红认为，这个报告着重分析哲学方面的研究，而亚里士多德的“归来”不仅是分析传统的伦理学的发展，更是整个分析哲学的历史转向趋势影响下的结果。刘飞的报告《亚里士多德论幸福在于合德性的实现活动》主要分析《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著名的“实现活动论证”（一般译为“功能论证”），指出这一论证在根本上是理智主义的。李涛就理智主义与经验主义、努斯的无逻各斯和“实现活动论证”的形而上学含义与刘飞进行了讨论。董波在《亚里士多德的非公民问题》中认为，非公民的产生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对仅以必需和有用之物为目标的生活方式的拒斥，最佳城邦的建立就需要将这部分远离德性的群体排除出公民阶层之外，而这揭示出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哲学原则是要在城邦中确立起高低有别的正当秩序。在评议环节，葛天勤针对不具备理性而服从理性、亚里士多德是否有关于公民的统一定义等问题与董波进行了讨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哲学院的李涛在报告《亚里士多德如何创立实践哲学》中提出，只有将自然正义与实践理性结合起来，才能最终为实践哲学奠定基础。夏天成对引入自然正义为实践哲学奠基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尽管国内学界近年关于柏拉图的研究有了长足发展，但是在方法论上不同学者的立场仍有较大差异。南开大学哲学院邓向玲的报告《爱欲的形而上学隐喻——对<会饮>中苏格拉底讲辞的解读》和北京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王玉峰的报告《试析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关注的是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邓向玲在报告中认为，《会饮》多重转述的开场暗示了柏拉图的“未成文学说”，在苏格拉底讲辞与阿里斯托芬讲辞对照解读中进一步指出爱欲的目标既是善也是一，并最终揭示出爱欲的本性和爱若斯的身世。在评议环节，詹文杰对邓向玲将图宾根学派观点引入的努力表示肯定，但也对通过“一”与“不定的二”的所谓“本原学说”来解读所有柏拉图对话的做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王玉峰探讨了柏拉图《理想国》中“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飞跃的过程中“相对者”（relatives）和数学研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田书峰在评议中就“相反者”（contraries）能否召唤理性、理性在对相对者的把握中是否已经起作用、飞跃是被迫的还是自然而然的、数里面的“一”是否更为本原等诸多问题与报告人交换了意见。
郝亿春的报告《<理想国>中的“公-私”利益问题——理解“理想国的另一条线索”》和黄俊松的报告《正义、权力与修辞——重思<理想国>中色拉叙马霍斯部分的论证》分别探讨了《理想国》中的问题和论证。郝亿春认为，“理想国”中“小我”与“大我”的合一实质上仍不过是“私”的扩充，这样的“破私立公”堕落为彻底的僭主制之“大私”反倒具有某种必然性。武小西就公-私的二元对立和《理想国》的伦理学维度两个问题与郝亿春进行讨论；崔延强则补充了柏拉图“共产主义”构想可能的思想来源。黄俊松详细分析了《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色拉叙马霍斯的驳斥，指出色拉叙马霍斯在正义问题和自我认知上的两个缺陷，以及苏格拉底如何针对这两个缺陷拓展出城邦-灵魂类比。在评议环节，张波波、张羽佳和黄俊松进一步探讨了苏格拉底是色拉叙马霍斯的论证是否融贯、苏格拉底与色拉叙马霍斯是否殊途同归、修辞指向说服他人还是指向真理等问题。
浙江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于江霞的报告《芝诺与（前）昔尼克派论德性、自然与法》和中国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许欢的报告《幸福悖论的两种类型及其解决路径——基于古希腊快乐论的考察》都探讨了希腊化哲学与小苏格拉底学派之间的思想纠缠。于江霞在报告中认为，芝诺对于德性、自然与法的想法受到了昔尼克学派（Cynics）的显著而持久的影响，昔尼克学派对自然哲学的拒斥并不表明芝诺与他们之间的思想关联就是断裂的。在评议环节，常旭旻就自然与德性的张力、芝诺在继承传统与开创新思路两方面的关联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许欢的报告关注的则是伊壁鸠鲁的快乐观相对于居勒尼学派（Cyrenaics）的推进，这种推进使得伊壁鸠鲁在规避幸福悖论的同时，又不同于功利主义追求功利最大化的计算。田书峰在评议中指出，报告还缺乏对快乐等关键概念的界定和梳理，特别是伊壁鸠鲁对于快乐有两种不同的理解，其中又有不少复杂的争论，而幸福悖论可能只是两种视角，并不构成悖论。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的齐飞智的报告《德尔图良论灵魂的单纯性：基于希腊化哲学传统的考察》探讨的是德尔图良的《论灵魂》，他认为德尔图良是古代哲学从求真到求善进行转型的范例，指出德尔图良的灵魂论具有一元论的特征，并从论证灵魂的统一性和对灵魂多样性的解释来阐明灵魂的单纯性。崔延强在评议中就灵魂的单一性、希腊哲学中以聚与散来理解灵魂不灭等问题进行了讨论。罗勇的报告《作为文本指向型哲学的中期柏拉图主义》把关注的问题进一步延伸至柏拉图的评注传统。他提出古希腊哲学有一个从事实指向型到文本指向型的转变，并依此把中期柏拉图主义定位为文本指向型哲学，这有助于我们反思中期柏拉图主义与新柏拉图主义这样的分期方式和指称术语是否妥当。梁中和与陈越骅就事实指向型与问题指向型的异同、打破中期与新柏拉图主义历史分期的依据等问题与罗勇交换了意见。浙江大学哲学系陈越骅的报告《希腊哲学至善与至恶概念的发生学线索》采用发生学方法对至善与至恶概念进行研究，他从奥古斯丁“恶即是无”的创造性观念进行追溯，指出这个哲学判断并非断然的创新，而是根植于深厚的古希腊罗马传统自然而然提出来的。在评议环节，王晓朝就对至善概念的语法解释、巴门尼德作为古希腊哲学的起点和善恶二元论等问题与陈越骅进行了探讨。江璐在报告《探寻波埃修斯之“persona”概念的法哲学维度》中将波爱修斯视为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罗马法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她在厘清“persona”与古希腊哲学中的“ousia”之间复杂的转换关联之后，通过分析波埃修斯对人格的定义，指出了其中所蕴含的不同内容，并将这些内容结合到其法律论述中，表明了波埃修斯如何借助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将罗马法中的人格概念进行深化和改造，从而为后来的理性主义法学乃至康德的演绎性法权学铺垫了道路。梁中和就中世纪在波埃修斯之后对人格概念的推进、基督教的肉身性概念与个体性的差异等问题与江璐进行了探讨。
在古罗马哲学研究上，花威的报告《九年、星象学与宇宙论神话：论奥古斯丁的摩尼教迷途》和胡艾忻的报告《意志的赞同与奥古斯丁的情感概念》分别处理奥古斯丁与摩尼教宇宙论的纠葛和他的情感理论与意志的关系。花威在报告中以《忏悔录》为主要文本，分析和梳理“九年之久”的具体起止时间，并通过论证摩尼教宇宙论神话的破产是奥古斯丁脱离摩尼教的核心原因，来确认“九年之久”的时间。评议环节中，陈越骅就“奥古斯丁是否撒谎”与花威进行了商榷。胡艾忻的报告集中分析《登山宝训》中提及“赞同”的例子，从而试图论证“作为意志的赞同/不赞同”的情感现象始终关涉的是意志的自由决断，而不是对理性的服从。杨小刚围绕意志概念作为待解释项、对上帝的唯意志论理解挪移到有限的人身上的限制、奥古斯丁对斯多亚的继承等问题对报告进行了评议。崔延强补充了赞同概念与学园派的关联和情感概念的翻译问题。
本次大会一共收到了四十多篇研究生投稿，其中有十三篇通过专家评审被接纳为“研究生论坛”专场论文，文章作者来自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研究生论坛于3月20日晚举行，13个报告分为4场同时进行，每场有两位评议老师对学生报告进行点评。评议老师对这些报告的质量和其中的问题意识基本上都表示了肯定。岳圣豪的报告《<泰阿泰德>第一部分中的回环结构与普罗泰戈拉主义》、宋佳慧的报告《游戏性与严肃性——试论<斐德若>中柏拉图对书写的态度》和吴鸿兆的报告《盘诘，真，与真诚：重审弗拉斯托的苏格拉底“标准盘诘”解释》关涉柏拉图研究。岳圣豪讨论了柏拉图《泰阿泰德》中关于知识第一个定义的论证结构问题，对伯南耶特（M. Burnyeat）的经典解读方案进行了批评，并提出新的回环结构的解读方式，认为柏拉图在其中依次反驳了三个层次的普罗塔格拉主义。詹文杰就柏拉图本人关于感知的观点、第一个定义的若干反驳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向岳圣豪提出了问题。宋佳慧的报告借助戏剧分析的方法对《斐德若》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之于书写的态度进行解读，阐述了“书写技艺与辩证式修辞术的特点”，试图说明柏拉图对话作品中呈现出的游戏性与严肃性。詹文杰和武小西从翻译问题和概念澄清两个方面提出了建议。吴鸿兆的报告主要反思了以弗拉斯托斯（G. Vlastos）为代表的英美主流解释主张“标准”形式的盘诘法，认为它混淆了“实践成真”和“知识证成”两个目标，也忽视了形式层面“反驳”和“辩证”之间的关系。评议老师就柏拉图早期对话中是否存在盘诘模式、苏格拉底的论证目标究竟是什么等方面向吴鸿兆提出了问题。
何光琦的报告《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统一性问题》、鲍秋实的报告《“技艺模仿自然”——<物理学>第二卷第8章的自然目的论》、赵越的报告《质料之前定的“材料合集”——对亚里士多德实体生成过程的试探索》和吴亚女的报告《从疑难出发：<形而上学>B卷的辩证法阐明》共同探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相关问题。何光琦认为，亚里士多德第一哲学的首要部分和普遍部分能够通过某种类比关系统一起来。常旭旻和葛天勤围绕论证的充分性、文献的引用、类比方法的合理性和神圣实体无质料等向何光琦提出问题，并给出了写作建议。鲍秋实的报告在分析比较当代学界的争论下，提出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技艺类比论证是阐明而不是论证的看法，并根据“技艺不思虑”揭示出自然目的论对于自然世界的普遍意义及其在存在论上的基础地位。评议老师和鲍秋实讨论了“技艺不思虑”、人造物的质料形式关系、教学法解释等问题。赵越在报告中试图通过构造“材料集合”的概念来解决亚里士多德实体理论和质形论中的不连贯之处，并附带解决一些漫步派哲学中的问题。评议老师就无限倒退、材料集合的必要性、质料概念的相对性、质料与元素混合物的关系等问题与赵越进行了讨论。吴亚女的报告考察了《形而上学》B卷中的疑难方法与《论题篇》中的辩证法之间的关联，认为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方凯成的报告《从自我的监护者到国家的监护者：塞涅卡论哲人王问题》、何彦霄的报告《罗马法律与希腊哲学之间的竞争：对西塞罗<论演说家>1.41-44的解读》和杨之涵的报告《波利比乌斯论罗马混合政体》从不同研究方式探究了罗马政治与法律问题。方凯成在报告中通过考察塞涅卡对监护的使用，阐明斯多亚意义上的自我监护者如何通过隐喻跨越不同领域之间的边界成为政治上的国家监护者。梁中和和王纬针对柏拉图与色诺芬的哲人王、自我概念的多重含义、数学教育在罗马人自我理解中的作用等问题与方凯成展开讨论。何彦霄的报告则采用民族志的方法解读西塞罗的文本，展现了罗马文化吸纳和征服古希腊哲学的历程。评议老师就报告内容的哲学影响、西塞罗的著作的史料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杨之涵在报告中介绍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在《通史》对单一政体的循环和混合政体优越性的分析，指出罗马的混合政体是其称霸的原因。评议老师就波利比乌斯的政治理论性质、政体变好的原因等问题跟杨之涵进行了探讨。
薛璟明的报告《普罗克洛对柏拉图天体模型的哲学诠释——基于晚期新柏拉图主义对古代天文学批评与反思的视角》依据普罗克洛在《蒂迈欧》以及《理想国》中的评注论述了普罗克洛在自然哲学和科学史上的成就，以及他在哲学、科学方法论意义上的贡献。邓向玲就科学探讨的哲学意义与薛璟明进行了讨论，而魏梁钰则从摘要写作和挖掘学理内部联系两方面提出了建议。余晓辉在报告《居勒尼学派的反幸福主义》中探讨了居勒尼学派对当下快乐作为最终目的的论证，以及他们基于最终目的和幸福的区分的反幸福主义的立场。评议老师就文章的主要论点、反幸福主义的确立、特殊快乐的具体内含问题进行了探讨。耿玉娥在报告《论亚里士多德家庭中的亲子友爱》中认为，亲子友爱的自然性更主要体现于一种倾向积极沟通的亲善性，而这种亲善性一方面是自然的，另一方面又能够促进城邦团结。评议老师围绕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在家庭问题上的对立、友爱是否为德性等问题跟耿玉娥展开了讨论。
大会闭幕式于3月21日下午进行，由中山大学田书峰副教授主持。聂敏里教授以中国化和国际化两个关键词对两天的会议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中山大学哲学系现象学研究团队的工作是现象学中国化极其成功的范例，而本次大会也表明了国内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界追求中国化和国际化的旨趣。他回顾了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在中国的历史，指出古希腊哲学研究在陈康先生那一代就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国际化成就，甚至已有英国学者将陈康研究柏拉图《巴门尼德篇》的论文译成英文。而自2010年以来，经历过一次中断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又一次在国际化水平上有所提升，特别在柏拉图的形而上学和知识论研究，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生物学和灵魂论等方面，国际化程度逐渐走在前列。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研究领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同一哲学家内部某些方向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在不同哲学家之间，前苏格拉底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相对而言较为薄弱。他提出，中国学者在从事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的过程中，需要结合我们中国当代的问题意识，才能在思想性上有所体现。就古典学科的研究而言，基础性的一步是讲清楚文本说了什么，更重要的一步是讲清楚文本背后的逻辑，在此之上还要从自己的问题意识出发，从中国当前的现代性经验出发来提供对古典的新审视，这种审视必定会对西方人理解自己的古典，以及我们通过理解西方古典来理解我们当下的精神生活都大有助益。
随后，中山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张伟教授在致辞中感谢了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界对举办本次大会的支持，并期待中山大学哲学系在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方面能够继续发展壮大，走出具有中大特色的研究道路，为全国的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最后，古希腊罗马哲学专业委员会詹文杰秘书长宣布了从研究生专场中评选出来的三位优秀论文获奖者的名单，并与张伟主任一起为获奖研究生颁奖。随着热烈的掌声，第五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哲学大会至此圆满结束。从会上的深入讨论来看，本次大会不但是对近年来我国古希腊罗马哲学研究扎实推进的见证和总结，而且势必会为将来研究的发展和腾飞积蓄力量。
编辑：安古睿
摄影：刘时 鲍熠
初审：江璐
审核：詹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