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主持人）：感谢宋继杰教授的分享。确实，有关“感觉”的问题岂止在柏拉图那里，它其实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下一位有请人民大学的聂敏里教授。

聂敏里：在会议手册的论文中，很多老师都对文杰这本书做了肯定，所以我在这里就不浪费时间说肯定的话了，肯定的话实际上之前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下面主要就是谈点儿问题吧。

有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就是柏拉图的哲学确实是一个系统、一个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文杰的这本书可能没有把柏拉图的知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呈现出来，它更像是一种多点、多专题的研究。当然，他的成就在于，把国外近几十年来围绕柏拉图知识论的一些主要问题以汉语著述的形式表达了出来。这在汉语古希腊哲学研究方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推进。这本书在专题性研究、多点式呈现方面特点鲜明，但在对柏拉图思想体系进行一种内在的、完整的和逻辑的整体呈现方面存在不足。这当然也需要我们国内的古希腊哲学圈子在这个问题上进一步推进研究。

刚才宋老师也谈到了体系性这个问题，还谈到了要有一个统观哲学史的整体性视野，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国内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完全按照分析哲学的方式，以一种论题、论点的形式进行逻辑的呈现，那么就很容易忽略体系性的东西。柏拉图的哲学，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确实是给后世分析哲学提供了很多的营养。但是柏拉图也确实是体系性的哲学家，这也是大家所公认的。所以，怎样在体系性方面进一步呈现柏拉图，我觉得这可能是后面我们国内进行古希腊哲学研究更需要去注重的。这是一点。

然后谈一个问题。文杰这个书在认识论方面对柏拉图的“假设法”是有所溯及的，既涉及到了《斐多篇》也涉及到了《理想国》。但是总体上看着墨不多。然而，“假设法”很可能是柏拉图辩证法的灵魂性的东西，这就是他如何从《斐多篇》的假设法出发，然后进一步到达《理想国》核心卷所讲的辩证法。我觉得这是呈现柏拉图知识理论的体系性和整体性的最关键的东西，是特别需要去重视的。文杰这本作品的第四章第四节谈到了“假设法”和所谓的“第二次航行”，但在文献的引用和讨论方面力度不够，导致这个地方分量不充分。

陈康先生的论著集（编者按：指的是《陈康：论希腊哲学》）里有一篇文章《柏拉图的有神目的论》，我觉得非常重要，涉及到怎么理解《斐多篇》。文杰看了就会知道，这种理解跟他的著作的观点很显然是不同的，这是需要他去处理的。我现在引用一下其中的两段话：

  「这是一个目的论解释的例子，说明将真正原因的心灵和只是作为条件的物质东西相对比。无论如何，目的论决定一个事物，是从对这事物好的观点看的。而在那个时候，“苏格拉底”至多只能将这类目的论的解释扩充到一切人类活动。即使这样扩充到人类活动以后，也还不足证明他要从阿那克萨戈拉关于心灵的一般命题中得出有神目的论。“苏格拉底”完全清楚他无力证明它，坦白地承认这个事实。这种坦白承认和背叛有神目的论当然是不同的。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柏拉图当然是一位这样的哲学家——因为自己不能证明一个论点为真理，只有模糊的观念，难道能说这是他拒绝这个论点的态度吗？对于一个正常的心说，它拒绝一个论点同时又期望这个论点，在心理上是可能的吗？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肯定，那么，以上引文不能构成柏拉图在《斐多篇》中反对有神论的另一有力论证。

    如果这个结论还不能被接受，最后就只能用deuteros plous这个短语的字义来解决了。这个通常说法是指“其次的最好方式”。上引乔伊特（Jowett）的翻译是严格的。这“其次的最好方式”就是下文立即提出的“相”的原因论。这种原因论对于什么说是“其次的最好方式”呢？答复是清楚的。它是仅次于那个“苏格拉底”既不能自己证明，也没人能教他如何证明的有神目的论。这种失败就是他为什么要采取“其次的最好方式”的理由。他将有神目的论理解为protos plous［第一航行］，这protos ，不仅在时间上而且在价值上是最好的。所以在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之间，在有神目的论和《斐多篇》中“相”目的论之间并不是对抗的。它们其实只有价值的不同，高级价值归于有神目的论，虽然柏拉图实际提出的只是一种“相”目的论。柏拉图想要有神目的论，可是在他当时还无法建立这种有神目的论时，“相”的目的论则不失为能实现同样任务的一种可能的手段。在建立这种有神目的论以前、还需经一段长途跋涉，其起点正在《斐多篇》中，除了 deuteros plous本身外没有别的。现在我们说明从《斐多篇》的开始点一直到柏拉图后期对话的有神目的论的发展过程中各个显著的阶段。」（《陈康：论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48-149页）

可以看出，陈康先生对柏拉图哲学的整体性和体系性有自己的理解。这是需要文杰去正视的。另外，弗拉斯托斯的一篇文章，“Reasons and Causes in the Phaedo”，也支持所谓“次好的方式”的解读，而不是像文杰在书中所说的那样，仅仅从中性的意义上简单地理解“第二次航行”。弗拉斯托斯认为，苏格拉底在目的论的寻求上失败了，然后退回到“其次的最好方式”。

我之所以提及上面两个文献，是想强调文杰需要深入分析《斐多篇》的相关段落，因为它们涉及到“假设法”，而假设法是理解《理想国》核心卷中辩证法最重要的一个路径。基于假设法的辩证法，才能够实现对事物的完整理解，而由此我们才能够把握到柏拉图知识论的那个体系性的核心。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关键的。

当然，我们通常针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辩证法是在逻辑综合和逻辑分析意义上讲的，和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是不同的。但是在柏拉图那里毕竟涉及到一个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这就是在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和《智者》中所讨论的，涉及到概念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个部分实际上也应该是柏拉图知识论的很重要的东西。

因此，最后，我想就柏拉图晚期对话作品中存在的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谈一点儿看法。我认为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它的来源毫无疑问是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巴门尼德》和《智者》的。在这两部作品中的辩证法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论、概念论意义上的辩证法，而且跟柏拉图的形而上学有着密切关系。这里就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何将柏拉图的知识论和形而上学打通。文杰对此着墨不多。我认为，这一点无论对于文杰来说还是对于国内的柏拉图研究者来说，都是需要去深入考察的。这和刚才宋老师讲的分析哲学的路径是不同的。因为，特别是存在于柏拉图晚期对话作品中的那种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分析哲学家基本上是不去尝试研究的，对他们来说这些东西把握起来很困难。这可能需要柏拉图哲学研究者加以重视。

好，我就讲这么多，希望没有占用太多的时间。